图：华语科幻小说异军突起，受到全球关注

　　今年香港书展的主题是“科幻及推理文学”，或者可以说，这些年的华语科幻小说异军突起。在几代科幻作家的努力下，这个一度略显小众的文学类型，影响力不断扩大，不仅试图“登堂入室”进入严肃文学範围，并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东方叙述。\小 惠

　　今天再提叶永烈、童恩正、郑文光这些内地上一代科幻小说家的名字，已经恍如隔世。科幻小说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被介绍到中国，以鲁迅、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翻译了诸多威尔斯、凡尔纳等人的科幻小说，向读者推广科学普及知识。

　　从科普过渡人性展现

　　很长一段时间裏，我们的科幻文学更多的是科普文学。从一九○六年出版、由徐念慈创作的《新法螺先生谭》，讲述新法螺先生离开地球、去到太空，又重返地球的奇遇，当中涉及力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到一九五○年张然创作的《梦遊太阳系》，藉主人公梦遊月球、太阳、火星与天王星的旅程，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有关太阳系的知识；到后来诸如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叶永烈的《小灵通漫遊未来》等作品，皆是科普性大於文学性。《从地球到火星》甚至引发当年北京的火星观测热潮，但由於这些作品多属儿童文学，不仅文学性稍弱，亦限制其主题的深度，始终难登大雅之堂。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内地科幻文学迎来发展高潮，以童恩正为代表的作家们开始提倡并着手将科幻小说的重点从科普转向反映人性和现实。郑文光在《飞向人马座》中，儘管依旧难免有过多篇幅的科普性内容，但其以人的命运作为小说建构的核心的尝试，对於当时的内地科幻小说而言，已是一次进步；童恩正一九七八年发表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讲述科学家阻止新式武器威胁人类的故事，开始出现对技术的反思。在这一代人的奠基之下，内地科幻小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迎来新浪潮，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作家，探索科幻小说更多的发展方向，科幻开始脱离小众，并试图向严肃文学进军。

　　在这些小说作家中，不管是从美学形式还是内容立意上讲，韩松都是更具有传统文人气质的一位。在其代表作《宇宙墓碑》中，韩松通过意识流的写作方式，用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展现作者本人对於存在与死亡的宇宙观。他曾表达过：“科幻小说的实质其实就是反映现实，然后描写人和人性深处最秘密的东西。科幻离不开对人性的批判。”传统文人以史为鉴，韩松则通过未来反照现在，其近来的“医院三部曲”，从第一部《医院》描述人在“藥时代”中如何被治疗；到接下来的《驱魔》，讲述世界被人工智能统治、病人成为算法的一部分、藥战争代替核战争的故事；到第三部《亡灵》，构建了第二部主人公复活后见证的医学大同社会，藥帝国崛起又崩溃。三部作品勾勒出一个人人皆病人的“宇宙医院”，思考人与宇宙的生死问题。韩松作品的主题常常充满鲁迅式的思考，用科幻作载体，却无处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他对待科幻小说的态度，与上一代的台湾科幻小说作家张系国类似，视科幻小说为严肃文学，表达人文的主题。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则更像我们所理解的西方“科幻”。但儘管有着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太空歌剧的宏大世界观，也从不掩饰对亚瑟．C．克拉克等西方科幻小说作家的崇拜，刘慈欣作品的内核是非常中国式的。在其小说《吞食者》中，当人类面临灭绝，最后的战士躺在地上等待死亡时，将希望寄讬到他头上的蚂蚁，希望这小虫能以他为养分在地球上再创造一个世界。这不是简单的乐观主义，这是余华“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变奏。

　　香港科幻的神秘主义

　　与内地科幻不同，香港科幻有着明显的本地特色，具代表性的如倪匡的作品，当中充满各种鬼神，这与香港文化息息相关。内地自新文化运动宣传赛先生（Science，科学）起，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传播，主流文化提倡科学，反对迷信，而鬼神则成为迷信的代表之一；基於科学幻想的原则，自然是要远离鬼神的。但香港并非如此，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始终是一些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倪匡以“卫斯理系列”为代表的作品，便常常脱离自然科学，进入“神秘主义”领域；另外，如本届书展同样有推介已故香港玄幻武侠小说作家黄易的作品，亦有涉猎科幻元素，但这些探索到底是“东方科幻”还是“玄幻”，则见仁见智。

　　科幻内核中西大不同

　　当下随着刘慈欣的《三体》在全球範围内受到热捧，华语科幻在世界範围内的影响力都在扩大。科幻小说虽然来自西方，但中文作家们也一直在寻找中国式的表达方式。

　　除了香港的东方科幻，内地作家王晋康曾在《生死平衡》中对西方科技进行反思，将中医作为科学的另一种方向进行宣传。刘慈欣面对技术近乎狂热的乐观，则与郑文光、叶永烈等上一代小说作家一脉相承，其作品都较少出现对技术的负面描写，刘慈欣笔下的技术甚至几乎成为一切问题的答案，其对科幻世界的描述有一种巨大的悲剧感作底色，又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也是华语科幻与西方科幻在内核上最大的不同之一。

　　西方科幻的主题从威尔斯开始便带有反技术倾向，如今后人类主义方兴未艾，面对人们当下几乎被技术绑架的现实，面对人文主义受到威胁的现状，作家们批判技术、恐惧后人类时代的到来。这种科幻小说中对待技术的危机感，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对自身可能面临失控的危机的反思，而罗莎．卢森堡早就说过：“不是社会主义，就是回到野蛮状态”，对此问题不同的选择，也许才是中西科幻对待技术态度不同的原因。

　　下期“文化观澜”将於7月25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