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循环日报》在创刊时无副刊

　　香港文学何在？香港文学何来？二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稀方始终致力於香港文学研究，为香港文学定位和正名。赵稀方新近推出的专著《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香港：三联书店，2019），与他著名的《小说香港：香港的文化身份与城市观照》交相辉映，构成了香港文学研究领域的双子星。

　　坐守其成一何易？开疆闢土一何难？令人饶感兴味之处可能恰恰在於，既有《小说香港》珠玉在前，《报刊香港》又如何推进？香港文学研究走向何方？

　　赵稀方自香港回归前后开始研究香港文学，此期的关注点，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文化身份和城市经验之上，这一阶段收穫的硕果，便是《小说香港》。其后二十余年间，赵稀方从未放弃在香港文学研究领域的耕耘。他一直有一个强烈感觉，即研究香港文学史仅仅依靠作家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追溯到原始的报刊文献之中。由於香港报刊文献多不在内地，很不易查阅，赵稀方决意於此，多次赴香港、英国等地查阅报刊，翻看微缩胶卷。

　　再论香港副刊起点

　　去年12月，在香港三联出版《小说香港》的发布会上，赵稀方如是说：“对我而言，《小说香港》已经是江湖上的一个传说，我想谈的，是刚刚交稿的下一本书稿，题为《报刊香港》。这本书研究香港文艺报刊，花了不少时间，希望能够给香港文学史建立一个实证的基础。”内地《羊城晚报》对此次发布会的报道，便直接以“从小说香港到实证香港”为题。从晚清的《遐迩贯珍》、《循环日报》、《中外小说林》，到《英华青年》、《小说星期刊》、《伴侣》、《红豆》等现代期刊，再到“绿背时代”的《自由阵线》、《人人文学》、《中国学生周报》，由代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刊物《诗朵》、《文艺新潮》、《新思潮》，直至后来的《四季》、《诗风》、《海洋文艺》，历史过程逐次呈现，由此带出诸多新的发现。

　　从香港开埠以来的期刊中求实证，发现并建构历史，是《报刊香港》打开香港文学的新的方式，别开生面。

　　赵稀方在新著中纠正了既往香港文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其中大多问题都与关键的时间节点相关。以往，受刘以鬯《香港文学的起点》一文的影响，学界公认，王韬在1874年开创《循环日报》，创建副刊，此为香港文学的起点。刘以鬯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其全部根据乃是内地一部王韬传记对《循环日报》副刊的说明文字。《循环日报》内地不藏，赵稀方遍查大英图书馆、香港大学所藏《循环日报》的缩微胶卷后发现，《循环日报》在创刊时并无副刊，通过考察上述王韬传记的资料来源，他发现传记的作者在转引《中国报业史》关於《循环日报》副刊的记载时存在疏失，遗漏了该报副刊创办於“光绪三十年”（1904年）这一重要资讯，而王韬在1884年便已离港，并在1897年辞世，《循环日报》副刊的创办与王韬显然没有直接关联。不过，结合王韬的生平和创作实绩，赵稀方认为，王韬於1862年正式来港，其在港的文学创作早於《循环日报》的创办，其人“的确堪称香港文学的开山”。

　　借助文献重构历史

　　同样是在实证的基础上，赵稀方发现，现存最早的香港文学期刊其实并非阿英在《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所载的创刊於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小说世界》《新小说丛》，而应是《中外小说林》──其前身係创刊於1906年8月29日的《粤东小说林》，该刊1907年5月1日迁移到港并易名为《中外小说林》。在《报刊香港》一书中，诸如此类的考据甚多。对於了解香港报刊甚少的学界来说，《报刊香港》的问世，其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

　　《报刊香港》绝非一部面面俱到的资料集，赵稀方在“自序”中提到，“现代报刊一方面是历史材料，另一方面自身同时也是一种历史建构。”因此，他在研究香港百余年来的报刊时，特别注重以文献重构历史。“既注意史料考证，也注意历史线索。对於香港早期报刊，本书予以了较多的考订，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维度；对於后来人们知道稍多的报刊，本书则并不一一讨论，而是从大的时段上来把握时代脉络。”这样的总体布局，使《报刊香港》呈现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错落层次，从而大大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

　　既产生於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脉络中，然而又独具一格，这是赵稀方研究香港文学时一以贯之的思路。在考察近代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香港文学产生的影响时，《报刊香港》充分地展现香港文坛与内地文坛同期表现的异同，无论是新、旧文学的分野，还是左右翼的论争，均未简单化约为内地文学史的投影，而是以期刊的文学表达为窗口，着意凸显出香港文学史的“香港性”。以第六章《被遗忘的沦陷区》为例，作为研究对象的“沦陷区”，对专治内地现代文学的学者而言并不陌生，但作为“沦陷区”的香港，却长久不为文学研究者所提到。在这一章裏，作者先是通过对比“沦陷前后”香港报刊的发行情况，直观展现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前后时局变化对港岛文化生态的影响，而后以两节的篇幅，“从报刊的角度，考察戴望舒与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期间文字发表的情况，以此呈现沦陷时期香港文坛的不同面向”。戴望舒和叶灵凤，既是沦陷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香港文人，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文人，沦陷时期香港由此联结了内地以至东亚的政治文化视野。

　　话题引起学界关注

　　在60、70年代之后，香港史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的报刊反英抗暴，销量受到影响。有的报刊如《中国文学周报》等因为坚持冷战思维，也已经跟不上社会，销量暴跌，导致停刊。而随着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长大，对立的政治模式开始瓦解，新的报刊媒体产生，孕育出新的媒体与报刊形式。1972年，《四季》和《诗风》创刊，代表着“《大拇指》─《素叶文学》”派和“《诗风》─《诗风格》”两个文学派别的兴起。在作者看来，香港人对於本地的意识并非只有一种，它取决於对香港的不同理解，强调表现本地的也斯、西西等人的民间派固然是其中一种，而将香港文化理解为中西融合的黄国彬等古典派也是另一种。同样在1972年创刊的《海洋文艺》，则是一种延续。1972年的《四季》、《诗风》和《海洋文艺》这三种报刊，被视为香港的民间派、古典派与写实派的三足鼎立。及至1979年中美建交，对立的文坛结构自然瓦解。徐速的《当代文艺》在1979年结束，《海洋文艺》忽然在1980年被中止，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立场鲜明的作家代表徐速和阮朗，双双於1981年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自2016年起，《报刊香港》部分章节的内容陆续刊发於各地的知名学术刊物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小说星期刊〉与〈伴侣〉》（《文学评论》，2016第4期）、《论香港〈文艺新潮〉的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4期）、《友联与中国学生周报》（《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辑刊》（台湾）2018年第3期）、《关於香港文学起点的几点辨析》（《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视野之外的叶灵凤》（《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等等，并分别为《新华文摘》、《人大複印资料》等刊转载。是故，在该书还未付梓之前，相关学术话题既已引起学界的注意，《报刊香港》之面世也正在读者的期待之中。

　　与《小说香港》一样，《报刊香港》亦被收入到香港三联书店的“香港文库．学术研究专题”之中。这一专题，素以力求“新”意著称，诚如文库总策劃郑德华在《香港文库．总序》中所言，“香港文库．学术研究专题”系列是“集合有关香港人文社会科学专题著作的重要园地，要求作品在学术方面达到较高的水準，或在资料的运用方面较前人有新的突破，或是在理论方面有新的建树”，收入赵稀方此专题的两种著作，在研究的方法、内容等诸方面，无疑都完美地契合了文库编者的预期。

　　赵稀方曾用“执迷不悟”形容自己追溯香港文学前生今世的心路，然而，二十余年的坚守，使这“执迷”的境界，早已由“不悟”渐变为“不悔”。在赵稀方看来，香港文学版图如璞玉一般值得精细琢磨。如果说，《小说香港》以“身份”为底色，描绘一座香港“城”的兴起，《报刊香港》则以“报刊”为线索，建构香港“史”的脉络。星垂野阔，月湧江流，香港文学之历史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於我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