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不但当不了尊贵的皇家教授，更在几年后即一九六四年遭牛津解聘，但尚幸他的院士头衔准予保留。校方当然没有公布不予延任的原因，而据外界推敲，是他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一书内的史论惹起极大争议（见本版正文），导致他丢了教席。不过，他的出格史论，当非仅限此书。一九六二年，英国史学兼传记作家Woodham-Smith推出新书《大饑荒：爱尔兰，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九》，书内狠批当年的英国政府对爱尔兰饑荒处理不当，导致生灵涂炭。泰勒在撰文回应此书时，不但附和对方，甚至质疑英方心存邪恶，藉着行之无效的措施，来个杀人不见血，让百万爱尔兰人活活饿死。泰勒这番言论，当然触动了英国官方的神经，而校方也感尴尬。接二连三的尖锐史论，恐怕就是泰勒丢失教席的主因。

　　当然，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他随即转投北伦敦理工学院及伦敦大学学院辖下历史研究所，担任现代史讲师。教学的地盘虽然改了；他的出格言论却丝毫不改。一九六七年，他在报章撰文倡议废除车速限制。他认为，车速限制根本起不了加强道路安全的作用；反有增加风险之虞。文章见报后，惹来读者不满。有人甚至向报刊评议会（Press Council, 是报界自我规管的组织）检举他，指称他在文章的言论等同间接教唆他人触犯法纪。评议会经研判后，认定泰勒言论虽然极易惹起争议，但由於没有教唆成分，他绝对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此事结果不了了之。

　　一九七三年泰勒愤然退出汇集全国人文精英的英国学会（British Academy）。原来他是为了抗议学会开除一名经证实是苏联间谍的会员。他认为，学会既然只是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协会，就只须着眼於会员的资历学养，什麼间谍不间谍的活动，一概与学会无涉，因此学会毋须与闻。

　　身为史学名家，喜欢力排众议，甚至爱立怪论，始终易招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