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中国古代车发明早、发展快，车辆结构严密科学，早在三千多年前商代（前一六○○至前一○四六年），就採用科学化、人性化的“轭靷式繫驾法”，为至今马车所沿用；而西方马车使用将颈带直接拴在马脖子上“颈带式繫驾法”，常常使马喘不上气，直到公元后才逐步改变。严密成熟的驾驶理论，因车产生的“舆教”，《周易》、《诗经》、《楚辞》等关於车的哲学思想与大量文学作品，历代完整系统的“舆服制度”，代表着中国古代舆服文化成就。秦始皇以“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作为统一全国政策措施；宋朝则明令颁布“木车制度”，实行全国车辆标準化生产。都反映车在古代社会特别重要的地位。“人文历史”自本期起推出我国丰富多彩的古车故事。\姜舜源 文、图

　　关於中国古代车的起源，现有两种看法：传统的一直是本土起源；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由西方传进中国。其实单从中、西（古埃及、古希腊、西亚）古车在整体结构、性能、繫驾法等多方面巨大差别，足见二者是南辕北辙。二十世纪初德国学者弗罗贝纽斯《非洲文化史》说：“文化是从自然条件中诞生的，地理环境相同的地方会产生相同的文化。”中、西车辆的出现大抵如此，未必一定是谁学了谁。而对中国古车谁发明的不同认识，则是把近代的科学发明，与上古文明演进等量齐观了。上古人类从洪荒、蒙昧时代零起步，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根本完不成一种发明；近代科学发明是在人类数千年文明积累基础上展开，才常常会出现某个人突变式的发明。

　　“黄帝作车，奚仲加马”

　　中国古代车的发明，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黄帝时代。汉末刘熙《释名》、宋李昉《太平御览》等称：“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如前所述，我国古代很多科技、文化始於黄帝时代，并非黄帝本人科技、文化样样精通，而是黄帝时代发明车，所以称其为“轩辕氏”。轩是车厢和蓬幕，辕是车辕，二者合起来代表车辆。古车的核心技术是车轮，就像近代机械核心技术是蒸汽机。汉初《淮南子》集合先秦文献，指出车轮是以“仿生学”原理发明：“见窽木（空心木头）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见鸟迹，而知著书──以类取之（仿生）。”（《淮南子．说山训》）根据飞蓬随风旋转滚动，激发了製作车轮的灵感。

　　《尚书．甘誓》记载夏初禹之子启征伐有扈氏，已经大规模使用马拉战车。誓师时训诫车战部队：如果“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其马之正”，都是“汝不恭命”即不执行命令，回来就将其押到社稷坛正法。而考古上，在距今三千六百年前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期，夏代（约前二○七○至前一六○○）的地面上，曾发现双轮车车辙辗过的痕迹，说明那时已有基本成熟的车辆。其后的今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约前一三○○至前一○四六年），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陆续出土有多处殉葬的车马遗迹。

　　三国谯周《古史考》）归纳道：“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加马。”黄帝时代发明车辆，用以负重达至远方，减轻人类负担；黄帝之子少昊时代，人们继续给自己减负，开始驾牛拉车；夏启的父亲大禹时代，禹的“车正”奚仲开始驾马拉车。现代考古发现与古文献记载相辅相成。至秦汉（前二二一至公元二二○年），中国人基本完成古车的科技进步。秦始皇陵出土的两套铜车马，是科学而有美感的中华古车。

　　殷商豪车 孔子心仪

　　孔夫子年轻时也是性情中人。东汉《东观汉记．车服志》引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第一句是政治理想，说希望生活在夏代，因为尧舜禹三代之时，“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大同书》）。第二句是“追车族”术语，希望乘坐殷朝的车子。路，又作辂，豪车。殷商车辆豪华、舒适阔气。第三句相当於服装界术语，说穿戴周朝的冠服，就是后世所说“汉官威仪”。

　　古代车辆主体都是木质的，所以上世纪三十年代殷墟发掘所见古车，一经暴露即灰飞烟灭，当时及后来出土保留下来主要是铜製的车马器。新中国考古发掘保护技术取得突破，先后在安阳小屯殷墟中心及其附近地带大司空村、孝民屯南地、白家坟西地、郭家莊西南、刘家莊北地、梅园莊东南，发掘出车马坑，剥剔、清理、保护出数十辆殷商时代的车辆，人们於是得见殷商甲骨文时代豪车风采。

　　二○○四年安阳钢铁厂出土的一座商代车马坑，葬有五辆豪华实用车、十具马骨，是安阳殷墟发现葬车最多的车马坑，已迁移殷墟博物苑展出。这正是孔夫子心仪的“殷之路”。

　　轭靷繫驾 爱惜生灵

　　原来它既设计科学，技术含量高，又装修工艺考究。当时的乘用车一般是两轮、一轴、一舆（车厢）、单辕、一衡，车舆（车厢）是横向较宽、纵深较短的长方形，与现在的马车不一样。用材以木为主，但车轴两端穿过车毂（车轮中心构件）之外，用来辖制车毂不让其脱落的“辖”，就有铜的或玉石的，既坚固耐磨损，又美观、富丽。舆的前轸（前车框）与辕交接处等构件结合部，包镶铜部件，加强结构的强度。车辕前端、尾端等突出部位，也加装铜套、铜铺等，以保护构件末梢。铜套、铜铺上也纹饰精美，甚至鎏金、戗金，从车前、车后，四面八方看上去金光闪闪。

　　既追求观瞻效果，更要乘坐舒适。车厢底部是四根轸木，上面设立立柱十几、二十支，再组装横木栏杆，构成完整的舆。车厢底板、栏杆再漆上红漆，画上彩绘。直到一九三六年在小屯宫殿区发掘时，鲜红的红漆还清清楚楚。车厢红漆底板上再铺上茵席，与今天轿车裏铺毛毯差不多。

　　繫驾方法是衡量古车技术的标志，略似如今汽车排气量。出土车马坑现场图片清晰可见，辕的前端是车衡，衡的两侧是轭（套夹），衡下躺着两匹马的遗骨，说明轭是斜叉於马肩胛之前的颈部，轭连结现在民间所称绳索“套”来拉车，其承力点落在马的肩胛两侧。如此繫驾法，马既与车紧密联繫，使马力的使用率达到最高、损耗降至最低；马又有适当的活动空间，尤其是不被套索卡住脖子喘不上气。这样既提高了劳动效率，又尽量爱惜生灵。安阳大司空村殷商车马坑出土青铜轭套在马颈上，轭肢高五十五点七、宽五点七厘米，当初应该是外裹软垫类物品以保护马颈。

　　“造父”考驾 与今无异

　　周穆王姬满（前九七六至前九二二年在位）特别喜欢车马，“六骏”、“八骏”等名堂均出自他。他还将小马驹赏给近臣。国博藏“盠”青铜驹尊，就是“盠”按照获赏马驹製作的一件酒具。穆王的御者“造父”，是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车手。按《史记．赵世家》，造父驾八骏马载穆王西巡狩，会见西王母，回程忽闻东南徐偃王反。於是“日驰千里马”，神兵天降至江苏徐州平叛。周代一里约合今四百米，日行四百公里完全可能。清代八百里快递就是四百公里。

　　先秦《列子．汤问》：“造父之师曰泰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执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汝先观吾趣（趣，即趋，趋走，疾行）。趣如吾，然后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从。’泰豆乃立木为途，仅可容足；计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还，无跌失也。造父学之，三日尽其巧。泰豆叹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囊汝之行，得之於足，应之於心。推於御也，齐辑乎辔衔之际，而急缓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得之於衔，应之於辔；得之於辔，应之於手；得之於手，应之於心。则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閒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迴旋进退，莫不中节。然后舆轮之外，可使无余辙；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未尝觉山谷之险，原隰之夷，视之一也。吾术穷矣。汝其识之！’”

　　驾驶境界 得心应手

　　与古代许多学艺故事差不多，造父一心向学，经受住考验，最后师父授以绝艺，造父出於蓝而胜於蓝。泰豆、造父驾车妙谛主要有：

　　一是驾驶技术理论化、教学规範化，从基本功训练开始。“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出《礼记．学记》。金属是坚硬的，但在铁匠（良冶）手裏像麵团，和皮匠揉弄软绵绵的皮子没什麼区别。所以优秀铁匠教孩子打铁，是先让他学做皮衣。同样道理，弓箭是坚锐的，但弓匠（良弓）加工它时，也柔软的像柳条。所以优秀弓匠教孩子做弓，就先让他学编簸箕。从基本功训练开始，泰豆让造父学习他跑路。在规定的路线裏，跑得像他一样来去自如、遊刃有余，就可以驾车了。这同如今驾校先学基础理论，在练车场学习、试驾，考试及格了才能上路。

　　二是“泰豆乃立木为途，仅可容足；计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还，无跌失也。”立木杆形成曲折狭窄的通道，在仅可容身的通道裏疾行如飞而不撞到木杆，这跟现在考驾照没有什麼区别。

　　三是“得之於衔（马嚼子），应之於辔（繮绳）；得之於辔，应之於手；得之於手，应之於心。”现在驾车熟练程度是得心应手，汽车机械成为人类肢体的延伸。在古人看来也是如此。一个司机临危不惧、沉着应变，是大智慧的表现，已经超越“手艺”层次，而“技进於道”。

　　四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閒体正，六辔不乱，而二十四蹄（六匹马驾车）所投无差；迴旋进退，莫不中节。然后舆轮之外，可使无余辙；马蹄之外，可使无余地。未尝觉山谷之险，原隰（平地）之夷，视之一也。”人与车物我一体，驾驶得心应手；就算是闭着眼开车，也能驾轻就熟；无论在崎岖小路上，还是在一马平川上，感觉没什麼区别。这是一位神车手驾车的最高境界。像战国《孙子兵法》可以指导现代战争，造父、泰豆之学，对今日驾艺也不无裨益。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