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严家炎在北京家中接受大公报专访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一场讲演正在进行，现场请讲演人签名的“粉丝”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主持的副校长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金大侠即是金庸（本名查良镛）。是时，经北大申报国务院批准，金庸刚刚获得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授予仪式上，“中国现代文学掌门人”严家炎毫不吝啬地称讚：查良镛先生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次年，严家炎率先在内地高校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

　　在金庸逝世一周年之际，八十六岁的严家炎於北京家中接受大公报专访。他谈及，金庸先生仙逝，但他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却永远活在读者心中。而对於所有青年人，获得渊博知识从来不易，期冀他们能像金庸一样在年轻时努力勤奋。\大公报记者张 帅

　　严家炎说，第一次感受“金庸热”出现，是在美国史丹福大学东亚图书馆。一九九一年，严家炎在史丹福大学做访问研究，发现东亚图书馆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图书馆工作人员称，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而“结果”都相似。

　　金庸小说读者文化跨度很大。严家炎提到，中国已故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著名华人教授陈世骧曾将金庸小说比作“如元剧异军突起”，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生前表示自己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来对金庸小说点评。此外广为流传的是，一九八一年七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

　　正是亿万人的阅读选择，把“金庸”的名字刻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义武情”构成三大支柱

　　在严家炎看来，金庸小说之所以吸引人，从内容上可归结为“三管齐下”：一是写“义”，把侠义精神写得很感人；二是写“武”，即武功打鬥写得动人；三是写“情”，将男女爱情同样写得很迷人。“义”、“武”、“情”，构成了金庸小说内容的三大支柱。

　　豪气干云铸侠魂。金庸曾说，在他所写的男性人物中，乔峰、郭靖、杨过、令狐冲、胡斐是他“特别喜欢”的。严家炎称，这些人都是急人之难、行侠仗义而且重义轻生。围绕着“义”，金庸写了许多感天动地的场面，是金庸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义激情的部分。“义”是金庸武侠小说之魂。

　　变幻百端笔生花。严家炎认为，不同於梁羽生强调“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以及古龙在“小李飞刀，例不虚发”之外从来不描述打鬥招式，武功描写的成功是金庸小说所以迷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像在《射鵰英雄传》中，黄蓉的“落英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落花般飘舞的轻柔身段，洪七公教黄蓉学“逍遥遊掌法”，小说写道“两人并肩，一个左起，一个右始，迴旋往复，真似一隻玉燕、一隻大鹰翩翩飞舞一般”，俨然一套双人舞。金庸的武学世界虽出於艺术想像，却能意到笔到，幻而成真，让人打开眼界。

　　生死以之痴千态。金庸在北大演讲时，说自己最心仪的爱情是：青梅竹马或一见锺情，然后白头到老。严家炎例举，《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深爱小师妹岳灵珊，小师妹死后很久，他来到华山当年岳灵珊居住的房间时还睹物伤情，忍不住扑簌簌流泪。《飞狐外传》中，程灵素为了救心上人胡斐的命，亲自用嘴去吸胡斐手背上的毒，作为医生，她明知自己这样做会中毒而死，却还是毫不退缩地去做。在金庸小说裏，交织着许多类似的纯情故事。

　　电影特技施於小说

　　严家炎谈到，一九五○年代的一个时期，金庸非常关心戏剧和电影艺术，曾专门钻研戏剧理论和戏剧技巧。而且，由於他在电影公司工作所养成的职业习惯，下笔时特别注意运用视觉形象鲜明突出的具象性语言。“金庸的一支笔，就是一部摄像机，对準着各种不同的场景，调整着各种不同的距离和角度。”严家炎评价。

　　《射鵰英雄传》中有一个情节，郭靖和黄蓉在牛家村一个饭馆裏边的密室疗伤，两个人从小孔裏看出去，各色人物先后“登台”，一会儿来一拨。严家炎说，这就是戏剧的一种写法，戏剧必须要集中，要在有限的时间和舞台上面来表现複杂的生活。金庸运用戏剧的长处，使他的小说获得了“舞台”的效果，增强了情节的戏剧性，小说结构趋於紧凑和严谨，读者为之耳目一新。

　　“电影技巧引入武侠小说，构成金庸作品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严家炎指出，从一九三○年代起，林徽因、穆时英等作家已开始尝试在小说中运用蒙太奇手法，灵活地衔接过去和现在。蒙太奇是金庸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写法。《笑傲江湖》第四章写女童曲非烟正与其青城派掌门人余沧海发生争执时，作者笔头一转，又接回到仪琳身上：“仪琳心念一动：‘这个小妹妹我曾经见过的，是在哪裏见过的呢？’侧头一想，登时记起：‘是了，昨日回雁楼头，她也在那裏。’脑海之中，昨天的情景逐步自朦胧而清晰起来……”情境衔接自然而巧妙。

　　严家炎极讚金庸小说的镜头语言，甚至称讚“金庸的小说就是现成的分镜头和脚本，导演几乎不必作调整就能拍成电影。”《神鵰侠侣》中女魔头李莫愁“烘云托月”般的电影出场和结局描写让人印象深刻。其时嘉兴南湖景色如画，烟水濛濛的湖面上五个少女在船上和歌嬉笑，蕩舟採莲。此时，“一阵风吹来，隐隐送来两句：‘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歌声甫歇，便是一阵格格娇笑。”正当这般美好画面让人沉醉之时，一位左手掌“染满了鲜血”的道姑却在岸旁不满地喃喃自语：“小妮子只是瞎唱，浑不解词中相思之苦、惆怅之意。”最后，李莫愁在烈火中自焚时，火中也传出一阵淒厉的歌声：“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南天地北……”唱到此处，声若游丝，悄然而觉。画面定格，让人回味无穷。

　　“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严家炎一九五八年留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已逾六十年。这位文学研究大家称，小说在中国曾长期被视为文学裏的“小道”，武侠小说更是小说家族裏“出身不好”的一支，是“小道”中的“小道”。可以说，金庸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出现，令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了文学的宫殿。

　　在严家炎看来，金庸小说将严肃文学“为了人生”与通俗小说“供人消遣”两方面统一了起来。在文学史长期以来“雅”“俗”对峙中，高雅文学虽受到通俗文学的挑战，但一直处於主导地位。金庸小说写的是虚幻的武林世界，却写出了真切的现实人生和真实丰富的人生；他吸取“雅”“俗”双方的文学经验，又超越“雅”“俗”之上。

　　其次，金庸小说恢复了中国文学浪漫想像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是写实主义，这种文学感时忧国，反映民间疾苦，却有单调之感，其间大量作品中断了诸如屈赋、《莊子》、《山海经》、《西遊记》、《聊斋》体现的浪漫想像传统，与文学想像“久违”。金庸小说在这方面则有巨大的突破，他显示了超凡的几乎是天马行空般的想像才能：没有到过大理，却想像出了无量玉壁（《天龙八部》）那样奇幻的景色；没有去过新疆，却想像出了玉峰宫殿（《书剑恩仇录》）那样神异的去处。武功的创造，更是无奇不有。

　　再者，金庸小说坚持白话小说的形式和语言，同时有所改造创新。严家炎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作家张恨水呼籲有先进思想的新文学家不要“抛弃”章回体小说形式和传统的白话语言。就在张恨水发出呼籲十余年之后，金庸在香港出现，正好抓住了章回体中影响最大的武侠小说类型作了出色实验，吸取新文学之长，形成一个新鲜活泼、乾淨利索而又优美亲切的语言宝库。

　　基於上述方面，严家炎盛讚金庸在二十世纪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且在他看来，金庸虽被称为“中国的大仲马”，两者小说作品都涵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质，但与金庸作品体现中华文化内涵之深厚相比，大仲马在反映法兰西民族文化方面甚至有些相形见绌。

　　冀青年像金庸一样勤奋

　　金庸武侠小说既涉及儒、道、墨、释、诸子百家，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也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书法、棋艺等等。严家炎引用陈世骧教授的话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某种意义上讲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文化学养相当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实际上，这样的造诣是努力勤奋和天分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九九二年，严家炎到香港中文大学做研究，与金庸初次相识，此后多次相邀家中相叙。严家炎对大公报记者透露，金庸曾与他聊起，一九四五年被“中央政治学校”藉口开除后，他在表兄─“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的帮助下，做了近一年的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沉心读书，得以积累了大量文史知识，打下厚实基础。

　　大量高品质的作品，既是金庸努力勤奋的回报也是见证。一九四七至五七年，金庸在《大公报》工作十年，先后做过记者、翻译和编辑，并以真名查良镛撰写评论。严家炎统计，金庸写过的短评、社论，大概有两万篇左右，加上“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五部小说，“字数应该已经上亿”。金庸白天写社评政论，晚上写武侠小说，很是辛苦。严家炎在金庸书房中见到，金庸自己设计了一个斜坡形可开合的木板盒子放在书桌上，上面那块木头盖板的斜度，可以根据个人写字时的舒适度进行调节，以此减轻不适。

　　“金庸先生见我很喜欢，就把这个用了很久的木刻小书板送给了我。”严家炎说，二○一四年八月，他把这个小书板和自己的九千多册图书一起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个参观现代文学馆的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年轻人步入馆内都能看到它，浮现金庸勤奋创作情景。　　 部分图片：大公报记者张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