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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之光系列(一)\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姜舜源(文/图)

2020-01-08 04:23:15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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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图一)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目前如火如荼展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珠三角城市,基本上是“岭南文化”所在区域。根据经济、文化相互促进的发展规律,单从岭南文化角度看,“大湾区”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其远大前程也是毋庸置疑的。就像“江南”一直文化繁荣,宋元明清以来“江南”一直是国家经济命脉一样。历史上经济社会发达而造就了“岭南文化”,“岭南文化”的特殊基因又反过来推动社会进步。例如,开放多元、敢为人先的岭南性格,提供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社会环境,这是大湾区由史至今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一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应该带来文化繁荣昌明;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除总体的民族文化高度发达之外,还往往具有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就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一枝绚丽的地域文化之花。她不是明清甚至近代以来,才忽然异军突起、大放异彩的。汉文帝元年(前一七九年),陆贾受命来到南越,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廷领导,回京撰《南越行纪》,向中原地区推介岭南。经历了西晋末年战乱,“衣冠南渡”江南的著名学者郭璞(二七六至三二四年),当时就指称:“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明吴国伦《甔甀洞稿.广东乡试录序》)南海之间,就是南岭至粤海之间岭南地区;衣冠之气,就是文明教化之风。

  比郭璞稍晚,被誉为东晋“中兴才学之宗”的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二八四至三六四年),举家迁居岭南惠州罗浮山隐居,一边炼丹,作汞、丹之间分解与还原的可逆性化学实验,一边撰写《抱朴子》及《金匮藥方》、《肘后备急方》等著作。元代画家王蒙以此为题材创作名画《葛稚川移居图》(图一),描写葛洪带着梅花鹿,其妻鲍姑怀抱幼儿骑在牛背上,一家老少连同男女僕人十余口,行进在山间溪桥上。

  原始玉器 遍布大湾

  考古学发掘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就製造精美玉石器,其遗存遍布大湾区各地。其类型与中原华夏文明核心区一脉相承,其出土地密集程度不亚於中原地区。

  香港屯门湧浪遗址出土距今六千年上下新石器时代晚期玉钺(图二),长十四点五、宽七点五厘米,刃部锋利,上部正中有双面钻孔,用来穿绑木柄,作为实用武器。香港一号港宝,一九九○年发现於南丫岛大湾遗址的大玉璋(图三),长二十一点八、刃宽四点六、体宽三、厚○点七厘米,为距今三千年前商周时期玉器,与稍早的中原商周玉璋形制完全相同,是受中原礼制影响而在香港地区製造和使用的礼器,文化上的传承关係显而易见。

  大屿山发现的距今三千年前后,西周时期白芒玦饰作坊遗址中,有磨製玉料的工具砺石(即磨石),有开採但未经加工的玉料,有经初步加工的玉料、进一步加工的石芯,还有将石芯切割成玉玦后,内中更小的石芯再切割小一些的玉玦。加工程式一环扣一环,三千年前玉石加工场动态工序历历可见,显示了当时物质文化生活发达程度。

  一九六二年在大屿山石壁发现的人面弓形格青铜剑,埋藏两千多年后重见天日,去锈后金光耀目,剑刃锋利,剑茎纹饰细如髮丝。说明三千年前,环珠江口地区已摆脱石器时代。这裏还有一件当时铸造青铜斧使用的石质模具,是香港地区早期生产青铜器的重要证据。可以想见此地曾是炉火纯青的青铜冶炼场,南海之滨与中原腹地一样,有着辉煌的青铜文明。

  实际上,深圳鹹头岭遗址发现的残石玦,香港湧浪南区发现的磨光石环及石英环芯等,介於距今六千五百至五千七百年,是大湾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玦(图四)、环、水晶璜、石坠饰、耳珰、青石圭等,还有一批製造环玦类装饰品的坯料;深圳南山区西丽水库出土了新石器晚期至商周玉镯(图五);大梅沙出土商代玉玦等等。

  一九九五年,澳门路环岛黑沙遗址发掘大批石芯、石片、石核以及水晶残玦、玉石残环(图六)等。从伴随出土的大量砺石、环砥石等环形器製作工具看,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专业琢磨玉石环玦的作坊。到了商周时期,大湾区玉石环玦的作坊数量更多,像珠海平沙棠下环、香港屯门龙鼓上滩、大屿山万角嘴、大屿山白芒等。遗址裏各阶段的代表器物、成品和半成品俱存。这时期有的墓葬裏的玉石玦,与作坊裏产品大异其趣,推测是通过交换、贸易得来,说明六千年前大湾区或许已经出现原始贸易。

  南越王墓 动感玉雕

  秦汉时代,两广一带继续发展。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相继在广州发现的秦代造船遗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图七),证明历史悠久的广府不愧为岭南首邑,出土文物与中原地区一脉相承,而又初步展现岭南特色。

  一九八三年,广州市在象岗顶部开挖公寓楼墙基时,发现平整的大石板,好像地下建筑,以为是七十年代挖的防空洞,后来证实是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的墓葬。陆续发现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身上置有“帝印”、“泰子”金印和“赵眜”名章、“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总共发掘出土一千多件(套)珍贵文物。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玉器最多,为二百四十多件,除汉代帝王葬具玉衣、玉印之外,有玉璧、玉璜、玉环、组玉佩、舞人、玉剑饰、玉带鈎(图八)等等。与同时期中原玉雕雍容华美风格稍异,此处呈现出显著的动感特色。

  玉璜(图九),长十四点一、中宽一点五、厚○点三五厘米,青玉,黄白色。两端为螭首,口部镂空。双面饰蒲纹。以凸起的棱线勾勒出螭首轮廓,眼睛、鼻翼、耳、腮和颊毛等,以阴线刻画。廓外上下均有附饰,上为透雕云纹,顶部尖凸如冠,钻一小孔;下面透雕一对凤鸟,造型华赡。

  犀形玉珮(图十),长八点五、高四、厚○点四厘米,青玉,黄白透青。雕琢成犀形,犀屈肢俯首,尾巴卷起,蓄势待发,富於动感。璜体边缘起棱,中饰涡纹,上弦有一钻孔。犀的眼、角、蹄趾和尾等,均以阴刻的粗细线勾画。

  龙纹玉环(图十一),直径九、孔径四点八、厚○点四厘米,青玉,局部受沁,微有剥蚀。由透雕的二龙、二螭相互绕成一圈。龙、螭皆肌健浮凸,遒劲有力,凌空飞腾,争先恐后。两两相对,富有动感、力度。岭南性格,锋芒初露

  玉组佩是周代以来贵族佩饰,走起路来环佩叮咚。此墓玉组珮复原长约六十八厘米。由玉、金、煤精、玻璃等不同质料的三十二个部件组成。自上而下依次是璧、小玉人、兽头形饰、玉人、玉珠、玉璧、壶形饰、金珠、玻璃珠、玉璜、玉人、金珠、煤精珠、玉璜、玉人、玉珠、套环。它佩带在墓主丝缕玉衣之上,彰显墓主王侯身份。

  “越式铁鼎” 领先技术

  秦统一全国后,一些身怀技艺的中原匠人来到岭南,岭南越族在自己已有文化基础上,吸收中原及与毗邻的楚、滇文化因素,创造了具有自身特征的“越式”青铜器。此墓出土越式青铜鼎十七件,还有一件“越式大铁鼎”(图十二),是目前岭南所见最大的铸铁鼎。铁器最早出现於战国时代,在汉初仍然属於先进技术。

  铁鼎通高四十八、口径三十点七、腹径四十七点五、足高二十二点五厘米,重二十六点二公斤。鼎圆如罐,为深腹圜底,肩腹部上两侧各有一个可活动的环耳。腹下是三瘦长蹄足,三足微向外撇,腹间两侧有合範痕,具有明显的越文化特征,属南越国当地自铸。

  岭南地区缺乏铁矿资源,冶铁技术又比炼铜要求更高,因而铁器广泛使用晚於中原地区。以往的考古材料证明,秦汉时期岭南已有铁器生产。这件越式大铁鼎表明,两千多年前岭南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和技术的铁器铸造工业。

  “摇漾桂水云” 葛布“江雨空”

  岭南名胜、物产吸引着中原士大夫。按清康熙时《罗浮山志彙编》等史书统计,南朝谢灵运《罗浮山赋》,作文神遊惠州罗浮山;江淹《罗浮》称“白云炎海外”。唐代刘禹锡出任广东连州刺史(行政长官),至罗浮山登飞云峰顶,观半夜日出,并作诗纪胜;王维《贺古乐器表》:“去载六月二十日,於南海葛洪居处,至诚祈请”。李白、杜甫、陈子昂等,都有很多嚮往罗浮山的诗篇。例如李白《禅房怀友人岑伦(原註:岑时南遊罗浮)》:“婵娟罗浮月,摇漾桂水云。美人竟独往,而我安能群。……归鸿度三湘,遊子在百粤。……目极何悠悠,梅花南岭头。”出任潮州太守的韩愈《赠罗浮僧元慧》:“前年往罗浮,步戛南海漘。”

  李贺《罗浮山父与葛篇》,记载来自惠州罗浮山的仙长,赠送他一袭岭南特产葛布製作的夏袍,此布“依依宜织江雨空”;诗人穿在身上,“雨中六月兰台风”;布匹质地有如潇湘云霞,剪裁技术有逾吴门织女:“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葛布,即麻布,一向是岭南特产,笔者二十年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时,保和殿宝座后海漫屏风隔扇,还是清代广东所进葛布装裱的。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於熙宁元年(一○六八年)出任广州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平反冤狱。他尝遊罗浮山,“坐卧白莲池上,乐而忘返。”三年后在江西南康创作《爱莲说》,与道教名山罗浮山薰陶、白莲池的启迪,不无关係。

  本文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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