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织繡散发异国情调

　　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具有悠久历史。古代中国将自己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无私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也以包容的气度和博大的胸襟，从外来文化中汲取了充足的营养。在织繡方面，除了以斜纹纬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纺织技术为中国古代织繡工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外，来自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国的装饰艺术更是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织繡的形式和内容，使其呈现出与中国传统迥然不同的异域风情。

　　由中国古代织繡的发展情况来看，每当其装饰中较多出现外来文化元素时，往往是各国家、民族间相互交流融合最为频繁的时期，根据历史朝代来劃分，织繡上异域风格表现最明显的主要有汉晋至隋唐、元及清三个阶段。

　　汉唐竞秀 融合创新

　　中外文化比较正式的交流开始於西汉时期。为了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汉武帝分别於公元前一三八年及公元前一一九年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不辱使命，历尽艰险，圆满完成了任务，特别是第二次西行时，其副使一直远抵当时的安息（今伊朗一带地区），拜见了安息国王，安息也派出使节回访。

　　自此，中国建立起与西域诸邦国的广泛联繫，以丝绸为代表的各种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连接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由此形成。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其沿线的少数民族在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艺术，并将之运用到织繡装饰中。一九八四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出土了一件汉代的“马人武士”缂毛裤（图一），一条裤腿上在四瓣花组成的菱格内织有一个半人半马的“马人”形象，其身披飘扬的兽皮，手持长管乐器作吹奏状。马人源自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长着人的头颅、上半身以及马的躯幹，被称为坎陀耳（Centaur），是欧洲古典艺术中的常见造型，在雕塑、雕刻、绘画、建筑装饰中都有广泛应用。这件缂毛裤上还可见一位带矛武士形象，其黑髮捲曲垂肩，额束髮带，深目碧瞳，隆鼻厚唇，具有很明显的异族特征。

　　一九九五年新疆营盘墓地出土的东汉红地对人物兽树纹罽同样也是一件充满异域情调的织物，其纹样由两组单位图案各自在水平方向上做二方连续排列，两组都以枝叶繁茂的石榴树为中心，其中一组树下两侧分立有肩佩披帛、手持箭矛的裸身男子，另一组则是成对的作腾跃状的山羊背向回首相望，整体风格显示出典型的希腊、罗马装饰艺术特色，是汉代表现外来纹样织繡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珍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受西方文化影响甚著的西北诸少数民族如羌、羯、回纥等先后进入中原，与汉民族共居杂处，逐渐将异族文化传播到内地。其时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也极为频繁，尤其在五至六世纪时，以崇尚波斯文化的粟特人为代表的大批胡商番客汇聚於北朝的中心城市，带来了诸如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以及香料、藥材等各种西方新颖奇特的商品，受到北朝统治阶层的极大青睐。

　　一时间，“尚胡”之风空前高涨，直至隋唐仍盛行不衰。南北朝至唐朝初期，织繡上外来纹样的发展大体处於接纳和吸收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外来装饰艺术的模仿或照搬，各种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动物、植物及人物形象纷纷出现在织繡上，常见的有羊、马、猪、鹿、骆驼、狮子、大象、孔雀、鹰、灵鹫、葡萄、忍冬、莲花、各种胡人、神祇等，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动物大多体态健硕，有些颈繫或口衔绶带，人物则显示出鲜明的异族特征。

　　鸟兽人神 皆是选材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有不少这一时期的联珠动物纹锦，在由醒目圆珠连缀而成的团窠内，各种动物有的单独出现，有的两两成对。这种联珠动物的装饰形式带有明显的波斯风格，是波斯萨珊艺术的典型体现。日本大谷探险队还曾在新疆吐鲁番发掘到一块唐代新月纹织锦残片（图二），在藏青色地上按两两错排的四方连续形式遍饰金黄色新月纹样，月弦中织有不同的阿拉伯文字，异域风格极为明显。新月纹是伊斯兰艺术中的常见题材，很早就出现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工艺品装饰中，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印信、银币和冠饰等，萨珊王朝的织物上也有新月纹的应用。

　　吸收和模仿的同时，在积澱深厚的中华传统审美意识的强大作用下，这些织繡上的外来纹样逐渐开始了本土化的转变历程，各种中式元素被不断添加进来，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样式。其组合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在外来纹样中加入各种汉字，如收藏於日本京都法隆寺的联珠四骑狩狮锦（图三），联珠大窠内为四骑士狩狮图案，骑士的马身上分别可见“山”字和“吉”字。这种组合中外来纹样仍然佔据主体地位，汉字仅作为辅助装饰，而文字与纹样之间一般也没有什麼意义上的关联，可以看作是中外纹样融合的早期形式。

　　第二种组合方式是将外来纹样与中国传统纹样相结合，如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唐代联珠对龙纹绫，是在联珠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用中国传统的龙纹代替了团窠内的异域动物，外圈的联珠也由最初单层的大珠变为双层的小珠。中外装饰元素在这种组合方式下平分秋色，紧密结合，纹样兼具东、西方形式之美。随着融合的不断深入，外来纹样的异域特征在中国化改造过程中逐渐凝练昇华，转变成为符合中华民族传统审美观念的艺术形式，最终在盛唐之际形成了如宝花、唐草、陵阳公样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本土创新纹样。

　　蒙元立异 多元并存

　　蒙古民族素来能征善战，从一二○六年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开始，凭藉强大的军事力量，蒙古统治者不仅先后灭掉西夏、金和南宋政权，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远征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为了满足对纺织品的奢侈需求，蒙古贵族在向外扩张征战的过程中，大量劫掠西域各地具有纺织技术的工匠，将其集中到一起进行生产。这些工匠在织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将本土文化的设计元素带入织物装饰中。而蒙元统治阶级身处多民族的文化区域内，长期耳濡目染之下，对这些外来装饰艺术也甚为认同，元代官营织造局院中最为名贵的纳石失产品主要交由伊斯兰工匠进行生产这一事实即是最好的明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元代的纺织品纹样受到来自多元文化装饰艺术的影响，异域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

　　元代纺织品上的外来纹样主要为各种大型的鸟兽形象，常见如鵰、灵鹫、狮子等，且大多以成对形式出现。一九七八年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明水墓出土了一件对鵰纹锦风帽（图四），图案中两鵰眼睛圆睁，相对而立，四周间隙处填饰各种伊斯兰风格的花草纹。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大窠对兽双头鹰纹织金锦（图五），则是将对兽置於花瓣式团窠内，两兽身形健硕，背靠背作回首相望状。最为特别的是团窠之间的空地上还装饰有长着一身二首的双头鹰纹样，为东欧地区十分流行的艺术造型，迄今在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的徽章、旗帜上仍能见到类似的形象。动物纹样中还有一些更具异域色彩的神化怪兽，如同样出土於内蒙古达茂旗明水墓的对斯芬克斯纹锦（图六），团窠内的对兽人面狮身，长有双翅，头上戴着皇冠。斯芬克斯（Sphinx）源於古埃及的神话传说，是一种兼具力量和智慧的生物，代表着“仁慈”和“高贵”。这一形象后来又传入希腊、西亚等地，在不同的文化传统裏获得了各自的意义象征。元代织繡纹样中还有一种鹰头、兽身、有翅的怪兽，称为格里芬（Griffin），实例可见内蒙古集宁路故城出土的龟背地瓣窠对格里芬纹锦。

　　多种外来纹样在元代织繡上交汇的同时，也时常与中国传统纹样相结合，如前述的龟背地瓣窠对格里芬纹锦，即在瓣窠之间满铺中式的龟背地纹，显示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但是，蒙古贵族与汉民族具有不同的审美喜好和追求，其文化根基也远不及积澱千年的汉文化来得深厚，因此，在蒙元统治阶级的意识主导下，元代织繡上的外来纹样并未像汉唐时期那样经过吸收和改造生成本土化的创新，而是止步於多元装饰形式并存的发展阶段。

　　清宫藏珍 西洋韵味

　　至於清代宫廷织繡，西洋之风却颇为流行。十七世纪中期以后，许多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丝织业发展迅速，带有西洋装饰风格的华丽丝绸经常作为各国来华传教士、使节携带的礼品进献给清朝统治者；外贸海关地区地方官员向宫廷进贡的海外舶来品裏也常包含有不少西洋丝织品。除此之外，统治者有时还会根据个人喜好命官营织造局依照这些西式纹样进行仿製。

　　十八世纪时，欧洲艺术设计流行洛可可风，丝绸装饰受其影响，通常以植物花草为题材，採用渐变色彩表现花、叶细节，并经常用金线或银线强化效果，其配色和谐，线条流畅，具有明显的绘画倾向。这种装饰风格传入中国后，主要在宫廷等上流阶层所用丝织品中流传。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织繡中，即有一部分具有洛可可风格的丝绸实物。如乾隆年间的明黄地缠枝大洋花纹妆花缎（图七），以极为丰富的色彩在明黄色缎上挖梭织出S形蜿蜒伸展的缠枝花卉，花、叶的形态採用西方绘画中常用的透视技法加以表现，显示出很强的空间视觉效果。这种花卉在表现形式上与中国传统艺术造型存在明显区别，通常被称为“大洋花”。

　　清宫藏品中还有不少加金的西式织物实例，如月白地牡丹花卉纹金宝地锦（图八），牡丹花、花蕾、果实等採用晕色手法，极为细緻地表现出这些物象在光影下的质感，立体形态极为逼真；花叶则分别用片金和圆金线，利用两种金线光泽的不同展现叶片的阴阳向背；主体花纹之下，还衬以由纬线形成的暗花，与彩织花纹虚实交映，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富於变化的美感；色彩的运用上採用冷、暖色调相交，并以金色加以调和，色彩对比鲜明而不显突兀，西洋韵味十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具有明显西洋风格的丝织品中有很大一部分从工艺上来说属於南京云锦中的金宝地品种，有观点将其看作是云锦借鉴西方艺术设计风格生产出的金宝地产品，也有观点认为可能正是西方多金装饰织物的输入促成了云锦中金宝地的产生，事实究竟如何，还有待於进一步考证。

　　作者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