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何以知晓城市的往日风情？香港艺术馆其中一个重要珍藏是外销艺术，即一些反映港口旧日民生、风俗、地方风貌的画作。遮打爵士在一九二六年捐出自己的收藏，当中涵盖大量外销画，莫家咏介绍：“这批‘遮打藏品’以十七至十九世纪南中国通商口岸面貌及外商在华经商为主题，是摄影时代前的珍贵历史图像。”

　　她继续形容：“二百年前的中国贸易市场已经十分蓬勃，外国人来广州经商，甚至形成了‘十三行’，因为没有摄影技术，他们又很想带一些纪念品回国，就催生了外销画的出现：广州画家会画一些或反映港口风景、花鸟虫鱼，或展现市井小品的画作，卖给外国人。初时，主要画画家们熟悉的‘广州十三行’周边风景，后来开始画香港。”“遮打藏品”中有一幅石版画《维多利亚城（局部）》刻画铜锣湾至西环的景致，可见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香港已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商港。

　　莫家咏带领香港艺术馆团队对这批“遮打藏品”进行研究时发现：“每一张外销画其实都不相同，画家细心记录建筑物变迁，是用画作记录的历史，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地位，且与香港也有很深的渊源。”不仅如此，“遮打藏品”更是香港艺术馆成立之后，最早一批进入馆藏的藏品，“事实上，遮打爵士的这批藏品在捐赠后历经战火硝烟，於二战期间遗失了四分之三，幸多得民间人士的守护，抢救回了四分之一的藏品供香港艺术馆收藏。为了令观众更清晰知道这段历史，我们在开馆时特设‘失而复得’展览，通过展示藏品讲述守护者的故事。”

　　“守护者”包括参与日军港督府工程的判头冼子霖，当年他在废物堆发现了遗失的二十多幅画作，遂小心保护，用防水纸和麻包袋将它们包裹。在日军的看守下，急中生智，冒死偷运出港督府。他原想以湾仔骆克道作为藏画点，但因为担心被日军发现，最终决定转运至自己的家乡宝安县，从而避过了随后美军对香港湾仔等地的轰炸。香港重回和平后，冼子霖将以生命守护的二十多幅“遮打藏品”悉数捐出。

　　有关藏品的守护故事，不仅只与收藏家有关，在遮打藏品的守护“失而复得”展厅一隅，还安排了投影仪放映，讲述修复师在修复外销画时遇到的挑战及解决方案，比如因为早期收藏环境湿度控制不理想，纸张出现类似变黄等一系列化学反应等问题的应对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