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柏鹏是今年1月下旬起首位来香港演出的外国古典音乐家。（中）成为指挥之前，柏鹏已是知名小提琴家。图为他与钢琴家克里奇於9月底香港小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演奏。（古）柏鹏表示，疫情下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和乐团、合唱团都在经受着困难时刻

　　9月在湾仔的一间酒店裏，小交客席指挥、德国指挥家柏鹏（Christoph Poppen）度过了演出前的14日隔离。带了足足40公斤的书和乐谱、还有一把小提琴的他告诉记者，他为每日的隔离生活制定了计劃，而他的房间坐拥维港海景，伙食也不错。疫情下，今年1月下旬起已经没有外国古典音乐家来香港演出，而这个纪录到9月26日的小交音乐会告终，柏鹏为此场演出担任指挥。\大公报记者 李亚清

　　“以往我常处在繁忙工作的时间压力中，疫情让我放慢了生活的脚步。”柏鹏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这位常驻慕尼黑的音乐家说，“不过我仍有很多工作职责，还要为以后的演出研究乐谱。”开心的是，工作之余，他多了些练琴、看书、和家人相处的时候。

　　“听录音与听现场的不同，就像视频与见面”

　　除了指挥，柏鹏这次也参与演奏，与和他同期在香港隔离、也为了那场音乐会而来的德国钢琴家Alexander Krichel（克里奇）合演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这场音乐会没有现场观众、而是由音乐家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录影演出，原因是疫情下的特殊规定：大会堂9月底前不会开放予现场演出。柏鹏说：“观众对音乐演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现场观众，演出效果多少会受到影响。”

　　“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和乐团、合唱团都在经受着困难时刻，只有部分独奏家可以举行小型音乐会。比如我此前赴韩国的音乐节，韩国早前恢复演出，但8月起疫情反覆，原本的一些演出取消，只有部分进行。”赴韩国演出时，他已历经过一次隔离。

　　柏鹏续称，“不少中小乐团比大型乐团更为艰难，因售票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比如我担任首席指挥的科隆室乐团，就要依靠明年新乐季的售票。”对於疫情后古典乐的观众群会否回归，他较为乐观，并说：“音乐厅裏不是太过密集，惟要保持安全距离，这是我们需要提醒观众的。”

　　互联网时代，不少人选择在网上听录音、而不是听现场，因录音更易接近完美。柏鹏又作何感受呢？他说：“听现场时，声音到达身体，那种震撼和真实是无可比拟的。就像我在隔离，虽然可以通过视频、语音和人交流，但代替不了面对面的温暖。”

　　隔离期间他每日以“我的隔离日记”视频在小交社交媒体上与观众见面，一次他演绎了巴赫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的《萨拉班德舞曲》。成为指挥之前，他已是知名小提琴家。近年来往於世界各地担任指挥的他，出差时多是行程紧密，不会带上小提琴。记者猜想，这把小提琴可曾在柏鹏身为小提琴家时，随他周遊世界？他说：“那把琴被我卖掉了。现在这把是朋友借出的，和我那时用的琴来自同一位小提琴製作师Guadagnini、也是他同时期的作品（诞生於约250年前），我很喜欢。”

　　“交响乐团不就是大一点的室乐团吗？”

　　要说由演奏转型指挥的、或是两者皆杰出的音乐家，20世纪美国小提琴家及指挥家梅纽因就是代表，他少时以小提琴演奏震惊乐坛，晚年以指挥活跃舞台。如今64岁的柏鹏，在32岁时联合创立了凯鲁比尼四重奏，於世界各地演出室乐近20年，涉足指挥时约47岁。柏鹏回忆道：“那时有人建议我去指挥，我想，交响乐团不就是大一点的室乐团吗？我的室乐经验丰富，有些信心，於是开始尝试。后来越来越多的乐团找我指挥，我便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

　　“在某种程度上，指挥比小提琴简单，不过那是在起步时，后来越来越难。”他说。“我的指挥生涯开始得晚，未有像小提琴一样在音乐学院学习。我多从前辈指挥家们身上汲取经验，比如英国指挥家Sir Colin Davis，芬兰指挥家Jorma Panula，而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於意大利指挥家Claudio Abbado──我在乐团演奏时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他对乐谱非常熟悉，并且他不是控制型的指挥，将乐手当成夥伴。那时我已有些指挥经验，於是一边学习，一边摸索。”柏鹏自2015年与小交合作至今。在他看来，乐团的个性正愈发凸显，且擅长具有表现力的演奏：“乐团中每个乐手都加入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正是他们的个性，凝聚成了乐团的个性。打动了自己，才能将音乐送达到观众的内心。”

　　访问尾声，记者问道，如有14日在香港、不需要隔离，会怎麼度过？他在电话那头豁然一笑：“我多次来港，却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候。我想去海滩、去爬山，看一看那些至今还只在照片中看过的动人风景。对我来说，香港像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