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经常被左邻右里挂在嘴边的“别人家孩子”，大多都曾被自家父母告诫说“不要沾沾自喜，夜郎自大”。夜郎是谁，何以自大？因“夜郎自大”而被人们记住的“夜郎国”如果知道六月飞雪的故事，大概也要唱一出“窦娥冤”吧，明明有权（雄踞西南夷）、有钱（中印交通大动脉）、有颜（文化糅合），在缺少与外界交流、不知汉朝之大时，夜郎“自大”才合乎逻辑。\大公报记者 黄宝仪（文、图）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短短十数字，证明夜郎国不仅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还一度是西南夷诸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古国。由於夜郎本身没有文字史料，有关夜郎的汉文献记载又相当简略，且至今夜郎的都邑类中心遗址和上层贵族、王侯等高等级大墓均未有所发现，因此后人对於夜郎仍是疑问重重。

　　就目前所知，夜郎国的空间範围，大约从云南高原东部一直到贵州高原北部和东部边缘，因其活动主体在今贵州境内，贵州也被称为“夜郎故地”。关於夜郎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其下限为西汉晚期的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至前25年），夜郎王造反，被牂牁太守陈立剿灭，夜郎由此国亡。夜郎的时间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具体时间至今难以确定。正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举行的“寻找夜郎”展览，试图从“夜郎哪儿来？”“夜郎怎麼样？”“夜郎去哪儿？”三个方面，通过贵州境内发现出土的256件／套珍贵文物，追寻神秘的夜郎足迹。

　　汉武帝愿结同盟

　　夜郎与南越，自古就有联繫，但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史记》记载的“一碗枸酱伐南越”，其实这是一个关於大名鼎鼎的“吃货”──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忧伤故事。故事开始於公元前135年，即汉高祖第一次派汉使陆贾出使南越国的60年后，汉武帝又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国。赵眜以大礼相迎，盛宴伺候。

　　武将出身的唐蒙，看到眼前琳琅满目的南越国宴菜式，虽然烧烤、海鲜等食材之丰富让他大感意外，但唐蒙的目光却始终盯着一碗被当地人称之为“蜀枸酱”的酱。这种酱当时在南越十分流行，但蜀地即现在的四川，远在西南，这让唐蒙非常困惑，蜀地特产如何来到隔着千山万水之外的南越，唐蒙敏锐的意识到中间必定有一条稳定的进口通道。

　　经过多方打听，唐蒙最终从商人口中得知，蜀地靠近贵州的地方有一个夜郎国，坐落在牂牁江边，江宽数裏，行船可直达蕃禺城下，“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由此，夜郎开始进入汉王朝视野，并促使朝廷有了修建从僰道（今四川宜宾）直抵牂柯江的“南夷道”。枸酱就这样招来了征讨大军，最终致使93年的南越国在大火中覆灭。

　　从史料可知，唐蒙曾提及夜郎精兵“可得十万”，走牂牁江水路顺流而下是出其不意制胜南越国一奇招，并有明确记述了汉武帝借巴蜀罪人和夜郎兵攻打南越的事实。按照汉朝的普遍规律，4个人可以供养1名士兵，10万精兵证明夜郎国至少有40万人口左右，在西南夷诸国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力量，就连汉武大帝都重视夜郎国的政治势力，并愿与其结成同盟，可见夜郎国确实有过人之处。

　　现在发展经济讲究“路通，财通”，古代更是如此，夜郎能在汉帝国发展进程中留下一笔，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优越的地理位置。根据文献记载，夜郎通过境内连通长江、珠江流域的河流与周边族群发生联繫，和相邻的巴蜀、滇、百越、邛等都有地利之便的交往。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以夜郎为中心，根据生活方位的不同把西南夷分为9个族属，《史记》和《汉书》的记载虽然有所出入，但是二者对夜郎在西南夷中的地位和地理範围较为一致。可见这一时期的夜郎不仅是当时西南夷的核心族属，甚至是处於领袖的地位。如此看来，后来因文学家加工而被放大到家喻户晓的“夜郎自大”其实很有社会基础。

　　　　“蜀身毒道”通印度

　　夜郎不仅地处打通南方通道的战略地位，同时还控制西南地区便可打通往印度等地的“蜀身毒道”。蜀身毒道是指中国古代从四川成都经云南的大理、保山、德宏进入缅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线，公元前122年，从西域归来的张骞向汉武帝描述了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见闻，“居大夏时见蜀布、卭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毒国（今印度）。”

　　在官方记载中，从未有过通商记录的西域国土，张骞在大夏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及时向汉武帝报告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还暗示了与那些地区通商的潜在价值。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决心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通过西南诸国获得与印度的贸易财富和开拓疆土。

　　通过这条商贸通道，中国内地生产的丝绸等商品远销南亚、印度洋一带，而海外的玛瑙、琉璃、珠饰、海贝等也由此传入中国。地处乌蒙山核心地带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墓地出土了来自印度洋的异域珍宝，如可乐墓地中出土的海贝、饰花铅玻璃珠、孔雀石玻璃珠等文物；展览中还展出了黑狮坠和琥珀狮坠，原产非洲的狮子在汉代传入中国，而汉晋时中国境内还没有大规模开发琥珀，其原材料大多来自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缅甸，均证明夜郎故地的重要位置。

　　“多彩贵州”，说的不仅是贵州旅遊资源之丰富，也是贵州文化灿烂的反映，这种多彩在夜郎古国时期就已经展露雏形。夜郎族群活动的贵州境内，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沿牛栏江、北盘江、乌江等江河开始生活，为夜郎文明的形成创造基础。汉代的夜郎更是地处要衝，文明形成受到了滇、鈎町、漏卧、巴、蜀、百越等族群文明的影响。

　　乌蒙山东南缘、南北盘江所夹的山间坝子一带，发现一处以青铜製造为主的铜鼓山遗址，出土一批青铜铸造的範模，为夜郎青铜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考古支持。《寻找夜郎》中亮相的众多青铜器，在形制上大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或与周边青铜文化有着关联，正是夜郎文化与中原及世界其他文明杂糅发展的表现，其中饰虎铜釜、牛头形铜带鈎、龙首柄铜釜、武阳传舍比二铁炉、铜车马（辎车）等，均是难得一见的文物精品。

　　龙是汉族的民族图腾，六盘水市黄土坡出土的龙首柄铜釜，铜釜长柄首部下弯，铸成龙首之形，龙口张开，尖状双耳后掠，一副拨云前行的形态；长长的柄身似矫健的龙身，造型厚重精美。龙形象，一直普遍地出现在汉民族的世代生活中，釜，即古代用以炊事的锅，这种以龙头巧作炊具把柄的妙想，正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

　　年轻人喜欢有个性、有设计感的东西，其实很多小物件的设计古人更技高一筹。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满堂之坐，视鈎各异”的记载，这裏说的“鈎”就是带鈎，始於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盛行於秦、两汉。以铜质佔多数的带鈎，在满足於腰带两端带头相连结的基本功用之外，还有诸多造型，充分展示制作者的创意。

　　展品中，娃娃鱼造型铜带鈎头大身粗，尾巴渐变细长，上翘弯曲恰好成鈎，上面还有“日利八千万”的铭文，看起来笨拙而又独具童趣。另外一件牛头形铜带鈎则打破常规，分居牛头左右的大弯角设计成夸张的上翘，鈎钮与鈎首在同一个侧面，繫於腰间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微微张着嘴的水牛头，既保持了器物整体的形象美观，又不影响到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