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车锡伦、孙叔瀛编《中国精怪故事》再版封面。上下两册封面各是威风凛凛的门神剪纸。

　　最近读完了《中国精怪故事》（上下两册）。“精怪”指民间传说中的“物精”“物怪”。书以精怪种类为标准，兽如虎狼、禽如燕雀，植物松竹梅，以及雨、雪等自然现象，枕头、笤帚等日常用具，皆能成精。此书初版于一九九五年，这次再版保持了内容原貌，装帧设计更加精致，配上了与故事一样民间气息浓郁的剪纸插图，二者相得益彰，使读者更觉亲切。

民间故事来自人民，最深切地反映百姓心声。在虚构的精怪世界背后，是老百姓质朴的情感、鲜明的好恶。中国文化重情感，而恩情是人们最看重的，比如，中国人把夫妻爱情表述为“恩爱”，恩置爱先。快意恩仇、善恶有报，构成了精怪故事的重要母题和基础逻辑。书中收录了不少报恩故事，《玉蟾石》是崂山朝阳洞里玉蟾报恩，《西施贝》则是海贝报恩。在中国人最朴素的逻辑里，只要施以恩德，不论对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会得到福报。

　　民情民心的文化结晶

　　精怪的世界，无法责以人间常理。在这里，理性常常退缩到次要的位置，情感才是最重要的。精怪故事里所寄托的人类情感，主要是亲情、友情和爱情。讲友情的，如流传于吉林靖宇县的《大蝲蛄夹》里，“大蝲蛄”变成白胡子老头，和来自山东的“老李头”成了朋友，两人“比亲兄弟都热乎”。更多的则是爱情主题。人们熟知的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无一不关涉爱情。

　　相比而言，书中这些采自民间的精怪故事，没有经过文人之笔的锤打，没那么精致，但爱情依然是主旋律。有意思的是，在爱情故事里，以精怪变形为女子主动追求男子成婚的为多。担当女主的精怪，可以是动植物，也可以是非生物。《星娘》里，放牛的小伙就娶了一位来自头顶星空的“星娘”；《雨水姐姐》中，积德行善的老两口，也得到玉皇爷的恩典，赐下一位身着绿衣，长着柳叶眉、杏子眼的“雨水姐姐”，做了他们的儿媳妇。而所有幸运的男子大都符合两个条件：贫穷、善良。

　　当然，也有精怪变为男子的，比如《桦树精求亲》里的桦树精、《灰菜姑爷》里的灰菜精、《鳖精变个鞋笸箩》里的鳖精。不过，当“人怪恋”中的男方为精怪时，获得圆满结局的概率比较低，大都以男方消失或死亡、给女方留下一个孩子告终。艺术，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对现实的反抗。这些故事或许正是古代女子地位受抑的“艺术反弹”吧。

　　书中故事来自中国各地，诞生之处的民风民情各不相同，有些桥段却十分相似。比如，化作人的精怪，只要皮毛、外壳一被控制，就被摁住命门，任人摆布，死心塌地地成为人妻或人夫。《金鹿的故事》里的鹿精、《织布格格》里的喜鹊姑娘，包括流传更广的“田螺姑娘”，无一例外。

　　大众心理的艺术呈现

　　民间故事让人爱看、耐看，除了内容上符合民心之外，还因为在艺术形式上契合百姓的欣赏心理。比如，许多精怪故事都采用了类似“别针换别墅”的环套递进手法，把故事讲得一波三折。《大雁姑娘》中，大雁姑娘嫁给少年为妻，死后埋葬之地长出白杨树，少年按照喜鹊捎来的话，把树砍了做成喂羊的水槽，结果羊长得特别肥，黑彝主子烧毁了水槽，少年只捡到一块没烧化的木头，他做了一把梳子，用它梳过的头发又黑又亮，秃头的黑彝婆抢走梳子，一梳，头发却全部掉光，她愤怒地敲碎了梳子，少年只要回了一根梳齿，做成鈎子去钓鱼，鱼却多得吃不完。大雁姑娘的善心，在水槽、梳子、鱼鈎中薪尽火传，延绵不绝，令人感动不已。同样的结构也出现在《蛇郎》。嫁给了蛇精的佩花被姐姐佩玉害死，变作小鸟，小鸟被佩玉打死做成鸟肉粥，泼在后园的楠竹下，楠竹有了粥的滋润，长得绿油油，佩玉又砍倒楠竹，蛇郎用竹子做成躺椅，佩玉又烧了躺椅，蛇郎抢出一节做了吹火筒，送给了盘三奶，盘三奶从吹火筒里吹出了个小虫子，变成了一个和佩花长得很像的姑娘，和蛇郎再续良缘……这样的手法，犹如相声的“三翻四抖”，艺术效果强烈。

　　书中还有一类故事，数量不算多，但值得关注。它们体现了对权威的想像和调侃。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鳖精变个鞋笸箩》编排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河里老鳖和响水河畔赵小姐好上了。小姐有了身孕，爸妈识破老鳖行踪，找人打死了老鳖，鳖壳做了赵小姐的鞋笸箩。赵小姐的娃娃长大后，知道了真相，安葬了鳖壳，得了个好风水，后代当了皇帝，就是赵匡胤。另一个故事《獭猫精和赵匡胤》则说赵是水獭猫的后代，这样的“家史”比起老鳖祖先也没光彩到哪儿去。

　　被调侃的除了皇帝，还有“圣人”。《娶泥胎》的主人公是周公，就是那位孔子一旦梦不见就心里焦虑的大圣人。故事里的年轻周公是个浪荡子，从庙里搬了泥胎女，对舅舅说是自己媳妇，骗了一笔钱。而泥胎女是火石冈村已经死去的拴妮附魂，被周公阳气所侵，回娘家后再次死去。周公借机又敲诈了岳父母一笔钱。这些情节，离儒家经典里的圣人相差实在太远。《白鹿书院的故事》则给朱熹配了个狐狸精为妻，又让朱熹受蛤蟆精之骗，害死了狐妻，给朱夫子的光辉形象抹上了一丝搞笑的色彩。凡此种种，大概和鲁迅先生《谈皇帝》一文中说的把菠菜叫作“红嘴绿鹦哥”的“愚君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来自民间的诙谐和自我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