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73年，邵大箴（左）与妻子奚静之（右），女儿邵亦杨于洋溢胡同家中。

　　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于2024年7月25日逝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家群体的重要成员，邵先生的一生折射了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作为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大师，邵先生的志业留给后人丰富文化矿藏，带给人们无尽追念。\胡一峰

　　2021年11月，中国美术馆举办“文心墨韵──邵大箴艺术展”，展出他美术研究成果的大量珍贵文献，以及中国书画作品100余幅，从美术研究和创作两个领域全面回顾先生的艺术人生。

　　“还有很多东西没学到”

　　这一年，邵大箴87岁，他谦虚地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很不错，常有骄傲之心，活到今天才发现，自己很多东西没学到，还正在学。”当年1月，中国文联为邵大箴等三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举办了“崇德尚艺 潜心耕耘─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邵先生在开幕式上动情地说：“我年轻时到苏联留学，教育部领导在送行仪式上说，你们每一个人到苏联留学，一年的费用相当于25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是劳动人民培养的！”

　　邵大箴晚年在两次展览上的发言，道出了一种诚的精神。正因为诚于人民、诚于艺术，故而反求诸己，用一生的时间体悟艺术真谛，并以其成果奉献于民族。邵大箴1934年出生于江苏镇江，1953年考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两年后，经过选拔前往苏联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学习，1960年毕业。回国后执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家薛永年曾回忆道：“邵大箴留苏回来就给我们上课，他当时和我们差不了几岁，讲得非常好，我们印象非常深刻，他具有辩证的思维和开放的视野。”耕耘六十载，桃李满天下，如今活跃在中国美术理论评论舞台上的几代学者，鲜有不受教于邵先生者。

　　在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之外，邵大箴还担任过《世界美术》主编、《美术研究》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理论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著有《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西方现代美术思潮》、《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西方现代雕塑十讲》、《艺术格调．邵大箴论艺术》、《美术，穿越中西》等，不愧为新中国美术事业当之无愧的重要奠基人。

　　2018年，邵大箴与中央美术学院7位老教授一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建言加强美育，得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肯定，再一次显露了先生关心民族未来的拳拳之心。

　　“美术家要走自己的路”

　　邵大箴留学苏联时期，专攻西方美术史，1980年代中期兼任《美术》杂志主编之后，接触大量中国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现当代中国画，展开了对中国画的研究。同时，他还进行水墨画创作，从书画实践中体悟中国画的艺术特性。西方和中国交融会通、理论和艺术互为参证，构成了邵大箴美术事业的基石，从这里出发，他的理论观点和美术创作都给人以智慧与艺术启迪。

　　邵大箴的画作“小而美”，韵味充沛，意境深远。美术家华君武赞其“已入化境”，认为“其画妙极，如吞食，没有一点疙瘩”。足见邵大箴已将多年研习中西美术的理论洞见纳入笔端，呈于水墨之间。而作为资深的美术理论评论家，邵大箴的观点深刻而平实，从不故做惊人之语，而是用质朴的话语直揭问题本原，予人以思想冲击。

　　笔者供职《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期间，邵大箴担任刊物顾问，多次参加杂志举办的学术活动，惠赐文稿，这些文章在杂志刊发后，不但受到专业学者和评论家的广泛欢迎，而且屡屡刷屏，破圈传播，给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以借鉴启发。

　　2015年，邵先生应邀出席首届中国文艺评论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会后，经他审定，《中国文艺评论》以《研求文艺规律和原理是繁荣文艺之关键》为题，刊发了演讲的主要内容。文中倡导文艺家要研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研究形式规律，因为艺术的主张理想内容是包含在使人动情动心的形式语言之中的。2016年，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中国绘画发展百年之路”研讨会。邵大箴作了专题发言，后以《当前中国画继承与拓展之我见》在《中国文艺评论》刊发。在文中，他再次呼吁重视艺术规律的研究，并以大历史观大文明观的视角，梳理中国画的传统，客观评估西画冲击对中国画的刺激和压力，提出“中国画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对传统程式创造性地继承和突破”。他还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假如没有外来文化的挑战，不吸收异族文化的营养，本域文化得不到新鲜的资源补充，是会逐渐走向衰落的……中华民族有广阔和谦逊的胸怀，肯于无私地把自己的优秀文化创造传授给其他民族，也善于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优长，以补充自己的不足。”

　　许多研究、追忆邵大箴的文章都提到他始终主张“走自己的路”。这浓缩了他关于文化独立性的思考。而先生所谓“自己的路”正是一条既坚持本心、赓续文脉，又在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自觉自信之路。

　　倡导“同情的批评”

　　正如许多美术界人士所说，对现代美术的扶持和研究，是邵大箴对于中国美术事业最重要的功绩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邵大箴以深厚的学养和雄健的笔力，通过多种方式推动中国美术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美术批评无疑是他最为娴熟、成就也最大的。2017年，我约请邵大箴先生的高足、书法家白锐女士为先生做了一次学术专访，并商定以美术研究和批评为主要内容。有赖于白锐的精心准备和流畅文笔，《美术，穿越中西》这篇专访记录了邵大箴的许多重要观点。比如，邵先生认为，“对于被评论的画家及其作品，评论家要持一种同情批评的态度。”也就是说，批评对方首先要了解对方，同情对方的处境和难处，然后才展开实事求是的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绘画批评，也适用一切艺术和文化批评。这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批评态度。假如批评家站在高度持刀乱砍，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是不负责任的批评。”2021年在接受《中国艺术报》采访时，邵大箴重申了这一观点，提出：“对艺术现象和艺术创作的批评要认真严肃，也要保持宽容的态度。艺术作品有缺点、有弱点、有瑕疵时我们可以批评，但是不要求全责备，要善意地提出意见。”

　　文艺批评向来被认为创作的磨刀石。在互联网的时代，文艺创作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品内容、手法和形态不断翻新，批评者尤应虚怀若谷，把评论建立在对话、理解的基础之上。重温邵大箴的思想，更令人茅塞顿开，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