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至下）《我们的世界叙事：12位中国人访谈录》，刘娜著，商务印书馆。纪录片《喀布尔，风中之城》海报。肯尼亚的骆驼。\图源：“杜齐眼”公众号；央视纪录片《十三年红楼梦圆荷兰》讲述荷兰翻译家用13年把《红楼梦》翻译成荷兰语的故事。\剧照

　　当笔者读完刘娜的《我们的世界叙事：12位中国人访谈录》时，一群有理想有毅力的故事传递者在眼前跃动，一幅以前不曾了解的世界图景在面前徐徐展开，一种立足于个体的生命体验讲述或建构世界的方式在脑中渐渐清晰。由此，对于书中着意讨论的“世界叙事的中国人”和“中国叙事的世界化”这两个当代文化和传播中的关键命题，也有一些新的认识。/谷中风

　　如书名所示，“叙事”是本书最重要的关键词。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随着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日益卷入全球化浪潮，来自中国的叙事前所未有地参与到世界叙事的创作和竞争之中。作者把叙事者分为职业与非职业，而与新闻机构、职业媒体人、艺术家等相比，非职业叙事者的重要角色值得关注。这一点目前尚未得到系统研究，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世界叙事的普通个体

　　《我们的世界叙事》聚焦12位在世界各地讲述故事的普通中国人，他们是留学生、华人华侨、媒体人、国企外派员工、自由职业者等，跨越了60后、70后、80后和90后四个年龄层，遍布全球多个文化和地理区域。他们以带着“中国化”底色的理念看待和叙述世界，并以个体世界化的人生经历见证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互鉴。

　　从体裁上说，本书是一部访谈集，受访者娓娓道来的故事，增强了其文学性和可读性。同时，本书又有透彻而深厚的理论关怀，在某种意义上，本书记录的每一个受访者，都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比如，自由摄影师张博原说：“每一个人的世界可能是一个圆或者一个球。人和人的关系可能就是这些球或者圆，它们或不相干，或相切，或相交，甚至有的时候是同心。”而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不断膨胀、扩大的圆或者球，“它包含着我们所有人的世界。”前驻外记者韩冲则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推动世界朝某个方向变化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力量之一。我们不是世界的领袖人物，但是世界的走向最终还是靠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来推动的。”

　　这些观点构成作者和受访者的共识，以此为基础，在12个看似个体化的人生故事中，通过受访者之口以及本书作者的提炼和点评，本书给读者展现普通叙事个体眼中的“世界”和心中的“世界观”、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以及描述世界的驱动力、他们讲述“世界的故事”时的自我定位，进而帮助读者深化何为全球化时代叙事、叙事如何改变世界等话题的理论思考。

　　比如，90后的社会学学者杨云鬯认为，世界叙事的普及和媒介大众化，特别是数字媒介的兴起息息相关。他还提出“世界这个世界”的命题，也就是把“世界”作为一个动词，“强调你作为一个人，以你自己的感知和经验为圆心，用你的身体经验去感受你周遭所有的一切。”再如纪录片创作者赵佳认为，“世界故事先得是自己的故事，才能够成为世界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有它自己的世界。一个中国农村的故事，如果它有共通性，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农村也有同样的人间故事在发生，它可以把世界串起来，增进这个世界的互相理解。”

　　用影像传递故事的信使

　　本书记录的12位受访者中，绝大多数从事与影像有关的工作。其中，杜风彦和齐林是“杜齐眼”公众号的创作者，也是全球故事的寻找者、记录者、讲述者和传递者。杜风彦从小就有环游世界的梦想，大学毕业后骑车前往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2011年8月起，他用两年多时间从中国骑行到南非。2022年来到肯尼亚工作。2015年杜风彦认识了齐林，两人重走非洲，并用照片进行记录和讲述当地故事。

　　杜风彦的“野心”是让“被遗忘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合作者齐林认为，杜风彦工作的价值在于把话语权交还给非洲人。此前，如奈飞这样的国际媒体，“他们的角度实际上不是非洲人的角度，虽然它是在非洲制作、非洲播放，针对非洲人，但话语权不在本地。”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杜风彦“就像一个信使，把陌生人的故事，讲述给一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这些人又把来自遥远世界的‘陌生人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世界就在故事传递的过程中被打开、被讲述、被建构。”

　　与“杜齐眼”相似的另一个影像组织名为“桑拿团”，是英国留学生组成的摄影团体。成员虽然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有着对人类起源和生存境况的共同关注。对于杨云鬯来说，摄影是实践人类学理念和目标的手段；对于张博原来说，摄影是接近真实和身份认同的路径；而对于“桑拿团”团长隽大鹏而言，摄影是为了追求美好和消除偏见。当他们用镜头对准世界，实际上找到一种叙述的新方式，其中第一人称格外醒目，也因此使个体作为叙述者的意义愈发凸显。

　　化身成桥的使命感

　　在阅读中，笔者多次被书中反复出现的“使命感”击中。多位受访者都谈到“使命感”。留学日本、荷兰的赵佳本从事医药行业，后来“弃医从影”走上艺术之路。谈到自己的转变时，她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而我从东到西在海外生活30年的经历，加强了这种使命感”，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看到亚洲以及中国这半个世纪来的变化。她与阿富汗导演阿巴扎尔．阿米尼合作的《喀布尔，风中之城》在第17届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放映；导演央视纪录片《十三年红楼梦圆荷兰》，讲述荷兰翻译家用13年把《红楼梦》翻译成荷兰语的故事。本书作者认为，“只有文化的认同和驱动，能解释赵佳这种化身成桥的使命感。”

　　在琵琶演奏家吴蛮的讲述中，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文化驱动的使命感。她从小学习中国乐器，是“马友友丝绸之路乐团”的重要创始成员。她从小学习中国乐器，开创了多个第一，比如，她是第一个跟纽约爱乐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合作的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家，是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学者奖的中国传统乐器音乐家，也是第一个获得格莱美奖的中国音乐家。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她的名字已经和琵琶联系在一起。吴蛮说，她热爱音乐，有一种对音乐的使命感，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代表着一个民族，她用音乐和世界交流。

　　这种使命感同样洋溢在梁子的故事里，她在2000年第一次去非洲，到2019年底最后一次从非洲回到北京，其间还去了八次印度，四次阿富汗，但她文化上的立足点始终在中国。在书中，她说道：“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看到的世界像桥梁一样传递。每一个人都有与他人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像一流小溪，汇集起来才能形成一条大河。这千万个人的不同认知，就是这源远流长的大世界。”

　　笔者认为，这一个个被使命感驱动的非职业叙事者，都在与世界平等而放松的互动中努力折射出自己的光，而这又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与世界的互相理解，并鼓励人们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