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抵御外侮的怒吼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经历了14年漫长的抗日救亡日子，其间，中国人以歌声作为激励国民士气、鼓舞人心唱出以抵抗外敌、保家卫国为主题的一场爱国运动，称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段时期，不少“抗日救亡歌曲”、“抗战歌曲”都曾响遍中华大地，具体数量至今尚难以统计，但相信不在千首以下。抗战胜利至今已经80年，仍有不少优秀的抗战歌曲，一直广为国人所传唱。\郑学仁

　　严格上来说，抗日救亡歌曲或抗战歌曲不是一个乐种，更贴切地，它算是一种当代的艺术歌曲，而“救亡”、“抗战”便是这种歌曲的主题或内容。抗战歌曲的兴起，固然是源于当时中国人面对日本的战争威胁，但这种建立在西方音乐理论基础上，以齐唱、轮唱或合唱方式，宣扬家国信念的艺术形式，也受到世纪初学堂乐歌延伸性的启发，歌声中强大的生命力、澎湃的感染力，在战时对国人的精神面貌带来正面而积极的影响。

　　国立音专与抗战歌曲

　　1930年，黄自从美国学成归国，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专）任教8年期间，就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作曲人才，例如贺绿汀、刘雪庵、林声翕等，在抗战时期，他们为战时的中国谱写了不少抗战歌曲。而在1931年11月由黄自作曲、韦瀚章作词的《抗敌歌》，就一直被视作中国人正式发表的第一首抗战歌曲。

　　“九一八”事变日本军事入侵中国时，国民政府反而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作战策略，因此，日军便在短短数月之内轻易占领东北全境。外敌入侵、家国蒙难，国人难掩心头悲愤。黄自随即与国立音专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亡，而《抗敌歌》也就是当时的作品。这首歌曲原名《抗日歌》，后来也因为政府当时的政策，而改称为《抗敌歌》。1932年中，黄自与韦瀚章再发表了另一首歌曲《旗正飘飘》，成为了早期两首最具代表性的抗战歌曲。

　　黄自与韦瀚章1932年创作的另一套著名清唱剧《长恨歌》，也是一套借古讽今的软性抗日救亡歌曲，韦瀚章取材唐代白居易的同名叙事诗，将唐明皇宠爱杨贵妃、不问朝政以致引发安史之乱的故事，写成了十阕歌词，交由黄自谱曲。根据韦瀚章的说法，写作《长恨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局势，以及国人心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及爱国热情。而人民心中的话语，在当时“只能向艺术文化方面发洩”，以歌唱形式作出软性的抗议。

　　抗战歌声遍中华

　　随着战事展开，愈来愈多国人投身中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能创作的创作，能歌唱的歌唱。中国人把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歌声唱遍中华大地，其间，不少优秀的作品陆续涌现。

　　东北三省、“九一八”，始终是中国人的梦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到达高潮时，有不少抗战歌曲都以怀念东北家乡、光复东北三省为主题。张寒晖1936年创作的《松花江上》形象鲜明，被誉为一首“唱尽东北血泪史”的歌曲，副歌中高呼“九一八、九一八”，悲壮而感人，是控诉东北战乱的代表作；阎述诗创作的《五月的鲜花》、任光的《打回老家去》以及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都是以怀念东北家乡、谴责战争行为的抗战歌曲，这些歌曲至今仍广为国人所传唱。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人拍摄的抗战电影中，也有不少著名的抗战电影插曲。1935年的电影《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更成为了中国的国歌，而片中另一首插曲《铁蹄下的歌女》，也广受国人欢迎。刘雪庵1937年为电影《关山万里》创作的插曲《长城谣》后来也风行国内外。

　　另外，1936年由麦新及孟波合作的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明显是对国民政府“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说法说不。同年，由夏之秋创作的《歌八百壮士》，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后，对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赞歌。

　　抗战歌曲中，也不乏从温婉抒情的歌声中，带出国人因战乱对家国故乡怀念之情的优秀作品，如夏之秋的《思乡曲》、陆华柏的《故乡》、林声翕的《白云故乡》等，都是当中的表表者。

　　冼星海与黄河大合唱

　　战时，国人都非常重视群众性的歌咏运动，而当中最瞩目的，要算1941年春天在重庆主办、由二十多个合唱团组成的“中国第一个千人大合唱”，当时重庆的《大公报》也曾对事件作出报道。

　　随着战事的持续发展，救亡抗日歌曲的体裁亦渐渐产生变化，由早期不少单乐章、独唱形式的体裁逐渐发展成群众歌曲以及多乐章的大型组曲，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诗人光未然与作曲家冼星海合作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便是最广为人知、最受欢迎的一套作品。

　　1938年年底，光未然与冼星海同期抵达陕北延安，两人在讨论间，决定要合作创作一部歌颂黄河、赞美中华的作品，用以激励国人、支援抗战。光未然在短短五天内，便完成了一首长诗《黄河吟》，而冼星海也只用了六天时间，便将《黄河吟》谱成了一套八个乐章的声乐作品，并定名为《黄河大合唱》。

　　虽然当时在延安可用的人力及资源很缺乏，但这套旷世杰作还是如期在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首演，合唱队以号角般、战斗性的曲调，澎湃激昂地唱出了“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以及“黄河！怒吼吧！”等呐喊，展现了国人对抗日战争的必胜决心。当晚观众人数逾千，演出大获好评。

　　香港的抗日歌咏

　　抗战时期，香港民众亦怀有一腔热血，在关注战情以外，亦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参与，当中包括不少抗日宣传活动、筹款活动及歌咏运动等。根据资料显示，战时在港活动的歌咏团体便不下十个，包括学德励志社、秋鸣社、铁流歌咏社等，团员以青年学生为主，场地有孔圣堂、太平戏院、中央戏院等，其中较瞩目的是1939年3月26日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唱歌班在上环卜公球场演出、由黎草田指挥的千人大合唱，当日的《工商日报》也曾作简单报道。

　　曾经有人问：“抗战歌曲大都是艺术歌曲，以国语演唱，那到底有没有粤语的抗战歌曲？香港人在战时有没有创作过抗战歌曲？”答案是有的。战前的香港没有上海、北京等大都会的条件及人力资源去大量创作现代抗战歌曲，可是港人仍然凭着一腔爱国热诚，以最地道的艺术形式─粤曲，去表达港人心中的抗战热情。

　　香港早于1935年已经拍摄爱国电影，如由关文清导演的电影《生命线》，便是讲述一位爱国工程师协助修筑国防铁路的历程，以隐喻手法表现抗日主题，当时这套电影还曾一度被香港当局禁映，主题曲《儿安眠》一直被视作香港第一首粤语流行曲，而片中另一首由主角吴楚帆主唱的插曲《不堪重睹旧征袍》，便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抗战粤曲，而这首歌曲也一度被戏称为“吴楚帆的饮歌”。其后的抗战电影《百战余生》（1937）以及由华南电影界筹款拍摄的国防电影《最后关头》（1938），也有以粤语唱出的抗战歌曲。

　　二十世纪以来，广州和香港都是粤剧的演出重镇，而省港粤剧界也有不少“爱国伶人”诸如薛觉先、马师曾、新靓就（关德兴）以及著名编剧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誉镠）等，他们均以演出及编写抗战内容的粤曲、粤剧或电影以鼓舞国人、支持国家抗战，不少抗战粤曲例如《血战台儿庄》、《白杨桥殉节》以及电影《最后关头》的插曲《中华民族不会亡》等，都是这个时期的创作。而在众多抗战粤曲中最为人所熟知者，又当推由“曲帝”胡文森撰曲、小明星演唱的《人海孤鸿》（又名《人类公敌》），曲首一句滚花：“霹雳一声，惊破了和平之梦；举世人类，准备鲜血流红。”尽显胡文森笔下功力，也带出了国人抗战的决心，而战时小明星的“星腔”红遍省港，也令歌曲迅速走红，至今仍传唱不辍。

　　香港沦陷之前，粤剧界更曾多次举办抗日宣传、募捐、救助难民、赈济伤兵等义演。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开始进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岁月，而日军也采取高压手段，禁止演出或传唱爱国歌曲，例如在沦陷期间，女伶李少芳曾在莲香楼的歌坛上演唱粤曲《光荣何价》，便被指是讽刺日军而遭到拘捕。在高压统治下，粤剧伶人或销声匿迹，或逃至澳门、湛江、广西，香港的抗战粤曲风潮也一时式微。（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音乐学院兼任讲师）

　　结语：

　　十四年抗日救亡，伴随国人渡过这段漫长苦难日子的，正是一场壮怀激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抗战期间，四万万国人面对的，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中国人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枪口对外，而在支援国人持久抗战救亡的精神力量上，抗战文艺有着不能忽视的软实力，也扮演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而这些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深刻感人的作品。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最具规模、最长时间而又影响最深远的全民音乐活动，将沦亡与希望、生死与存亡，都交织在国人歌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