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陈大利为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的编剧之一。右图：陈大利为电影“叶问”系列的初稿编剧。

　　【编者按】

　　从去年热播剧《隐秘的角落》编剧就署名问题维权成功，到近来香港导演王家卫执导的剧集《繁花》又陷剧本署名争议，无名的、年轻的“小编剧”的职业处境再度引发大众关注。他们的生活何样？职业处境又如何？面对强势的剧组、老板、导演、大编剧，“小编剧”们如何保护自己又如何出头？带着这些疑问，大公报记者专访编剧从业者，从其个人经历出发，了解他们在追梦背后各自难念的经，及其映射出的行业积弊，探讨破局可能。

　　作为“80后”电影人，陈大利在行业中角色众多，导演、编剧、演员，但伴随其职业道路最长的，无疑还是编剧。在香港和内地两地间执笔二十馀年，先后参与“叶问”系列、《九龙城寨之围城》、《镖人：风起大漠》等电影的编剧工作，从电影系毕业的无名之辈到如今站稳脚跟，陈大利总以幸运形容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日前，他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以亲身经历分享入行20年来在电影行业生存的真实体会。\大公报记者 徐小惠

　　陈大利的入行经历是许多对电影行业心怀热爱的年轻人的缩影。2003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他，毕业后进入电视台新闻部工作，但内心始终对电影行业充满热爱与渴望。不久经朋友介绍，陈大利认识了东方电影的监制雷宇扬，彼时后者正在招毕业生一起工作，由此，陈大利开始进入电影圈走上了编剧的道路。

　　新人编剧起步难

　　和很多初入电影圈的新人编剧一样，陈大利最开始并非做编剧，而是做助理，负责收集资料一类的工作。陈大利提到，雷宇扬当时除了做电影剧本，还有电台节目和小说，“这些工作我都会参与做。”他很快就遇到了雷宇扬第一部导演的电影《墨斗先生》，当时陈大利手上有几个不同的剧本项目，“其实我当时有点类似他的文字助手。”陈大利提到，能一入行就跟随雷宇扬做编剧相关工作，他已感到幸运，从未想过署名的事情，尽管《墨斗先生》剧本大概有一半的内容是由他执笔。“那时候我真的没有任何要求，连编剧的合约都没有签，完全没有想到电影上映后能在片头编剧一栏看到自己的名字。”

　　“年轻编剧起步好难。”他说，“一来机会少，如今市场情况不佳，开工困难。新人没有履历给人家看，就只能当助手或者学徒，人工一开始普遍都低，拿不到行市价格。”至于署名困难则更是普遍问题，在陈大利看来，能在《墨斗先生》署名从而获得自己第一部编剧作品，是他的运气好，“就是他（雷宇扬）人比较好，对我也比较好，不吝啬地帮我争取落名。”

　　落名规则较模糊

　　入行22年，陈大利有十多部编剧作品，但多数不是第一署名。“编剧行业通常是有一个链条的，可能有一个编剧找我，那我上面就有一个编剧，有时候项目变动，换了导演或者编剧，你（拿到的）只是其中一稿的剧本，不是最终稿，我有很多次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后来雷宇扬去内地发展，陈大利便换了老板，又十分幸运地接触到“叶问”系列。“你看到‘叶问’系列的编剧第一个都是黄子桓，当时就是黄子桓找我。”在创作期间，大家通过不断地聊天、开会，进行剧本的碰撞磨合，“开会当然是由黄子桓主导，大家不分大小在一个房间里讨论，有时候到了关键部分就需要他去决策。”陈大利提到，“但同时叶伟信导演对剧本的参与度都是很高的，所以真正的创作领导，某程度上来说，叶伟信导演绝对占超过一半，尤其是前面几部。”

　　“我就负责落手写，从分工来讲，最后最细节的部分就由我来负责，所谓起稿。起稿完之后，黄子桓会再收拾，导演就不会落手写，但他看完会给意见，然后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再去改。所以整个分工其实是混在一起的，一定要分的话可能就是粗活重活会给下面的人先做。”陈大利说。

　　至于多人编剧情况下落名的顺序规则，陈大利认为就比较模糊，比如“叶问”系列和《九龙城寨之围城》都有两到四位编剧不等，“‘叶问’系列，黄子桓是最本身的编剧，讲白一点他是我们的老板，为剧本搭建了筋骨，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所以开头都是他，我觉得很合情合理。”“我是第一部和第二部比较重要的元老，后面两部其实我参与的就少了，排第二或者第三理论上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做决策。”陈大利提到，联合编剧的排序，除了最大最知名的编剧通常排在首位，后面通常由电影公司老板决定，有时很认真，有时也会很儿戏。

　　付出功劳难量化

　　小编剧处境艰难并非行业新事，陈大利认为，只是如今发声渠道多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来表达自己遇到的不公。“你问我过去有没有遇过一些小小不公，其实都会有，比如有的项目给编剧署名署得特别隐蔽，但你投诉无门嘛。”“我也试过一两次没有收到钱，但都是小项目、小数目，而且对方解释得到，并非刻意克扣。”

　　“编剧这个工作其实好奇怪，编剧的付出和功劳是很难量化的，每个人对编剧工作的认知也不同。”陈大利表示，编剧要保护自己，最主要的还是要签订编剧的工作合约，否则只能像他第一部戏《墨斗先生》那样指望老板人好了。

　　另外，他提到，两地的编剧都可以尝试向当地相关行业组织寻求帮助，“比如香港有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和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前者可以接受对一些剧本或者大纲申请时间证人，起到一定的版权保护的作用，后者则更加类似创作者和片方两者中间人的角色，如果真的遇到不公的情况可以尽早寻求协助，他们可以在中间做斡旋。至于内地，也有编剧协会、作家协会等。”但陈大利也指出，香港和内地其实都没有真正的编剧工会，仅凭行业协会无法提供法律上的保障，最后往往变成中间人尽量促成两方和解。“如果可以，当然是希望有制度保护，也许可以考虑学习荷里活的工会制度建立法律保障，但是这个难度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