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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衍庸:涉笔成趣

2018-06-07 19:13:00大公网 作者: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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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丁衍庸画作《荷花鸳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图片

 

有个亦真亦假的传闻,说是知名画家丁衍庸(一九○二至一九七八年)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原本写作“镛”,后来,他迁居香港,初期生活困顿,便自作主张将“镛”字中的“金”去掉,才有了今天你我熟悉的名字。
 
丁衍庸一九四○年代末从广州隻身来到香港的时候,从未想到这座海上浮岛将成为他后半生的栖居之所,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虽说丁衍庸在香港的那些年,常怀“孤帆来去总零丁”的寂寞之感,不过这座城市到后来渐渐认识了他,令他得以在新亚书院任教,也帮助他获得来自同道及学生的赞赏与钦佩。
 
今年适逢这位知名艺术家去世四十周年,当年一班曾跟随丁衍庸学画的学生,捐出七十馀件作品予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故此促成这一场名为“笔墨留情”的回顾展。
 
我初初接触丁衍庸的作品,应是他的油画创作。回看画家那些以女子与静物等入题的油画,我们不难透过其中设色的鲜艳而想到“野兽派”创办人马蒂斯(HenriMatisse)。而丁衍庸也的确曾受到欧美现代艺术的影响。一九二○年代,他曾往日本东京留学,在那个相当自在的艺术创作氛围中,接触到毕加索与马蒂斯等彼时一众西画名家的作品。有人称丁衍庸为“东方马蒂斯”,应也是见到他画中的色彩以及色彩背后天真且富生趣的意味,与那位活跃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画家的作品颇多相似吧。
 
后来到了一九二九年,丁衍庸在当时新成立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负责徵集文物的时候,开始收集八大山人、金农和石涛等明清画家的书画,这成为他艺术创作转型的关键一年。在那之前,丁衍庸的创作多以油画为媒介,而从那之后,他渐渐回溯至中国传统水墨的世界中找寻灵感。此次在中大文物馆展出的一系列丁衍庸画作,全部是他的水墨旧作,题材多元,有花果草虫,有人物和山水,还有他晚年创作的几幅颇具特色的“一笔画”。
 
“油画媒材对我而言终究是西方的,而且有谁会去注意一个从事西方艺术的中国艺术家呢?……中国艺术因其形而上的表现方式,没有任何束缚,具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反而显得更为优越。”丁衍庸曾这样说过。
 
为方便归类或认知,我们总是习惯性地为艺术家的创作寻找关联,因此,当我们见到丁衍庸画作中有野兽派式的鲜艳色彩,便以“东方马蒂斯”称呼他,而当我们看见丁衍庸水墨画中的鱼和鸟有时也像八大山人作品中的那样,睁圆了一双眼睛作怒目而视状,亦将他视作“现代八大山人”。这样的“归类”无可厚非,只是,简练的、易于辨识的语词往往会限制了人们的想像力。在我看来,八大山人与丁衍庸的水墨创作,除去某些意象(比如瓜果和怒目而视的鱼与鸟等)相似之外,在构图和用笔上并没有特别相近的地方:八大作品虽说飘逸,但落笔精细,细到鸟的翎毛和瓜果的根鬚都真确可见;而丁衍庸在创作同样题材的水墨画时,则显然更随性,常常不太考究笔锋,大多借助墨色浓淡来凸显画中层次。
 
之所以说丁衍庸是“水墨画的革新者”,绝不仅仅因为他的创作深得八大山人等古代画家之神髓,更因为他在东方与西方的艺术情境中游走之后,最终找到了一条他独有的发展路向。他以中国传统戏曲人物(如苏三起解)和历史传说或神话中的主角(如钟馗、项羽和虞姬等)入题,却借用西方现代绘画风格,如立体主义和野兽派等,来表现这些人物与事件。故此,丁衍庸的画作并不追求立体感与空间感,他更乐意令到画面呈现出二维平面的样态。而他画中频繁出现的色彩与画中人或物的情态,也并非我们惯常在传统水墨中见到的温文与淡雅,而是戏嚯的、夸张的,是从热腾腾的都市景况中长养出来的。
 
丁衍庸后半生迁居香港,与故园一别半生。在那样的孤寂心境中,他笔下的人物也好,花鸟也罢,仍有那样生动趣致的样貌,实在是难得的事情。画作看似嬉笑怒骂皆成趣,背后又何尝没有画者本人的无奈与自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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