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香港的文学期刊较少，并且仅有的文学期刊都存在时间很短，只有在1933-1936的《红豆》活动时间较长。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大批大陆文人南下香港，香港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报刊，文坛异峰突起。就报纸文学副刊而言，最有名的是四大副刊。

　　《立报》由着名报人成舍我创办于1935年，上海沦陷后停刊。1938年4月1日，中共投资2000元港币，萨空了在香港复刊。萨空了请时在香港的茅盾编《立报》的“言林”副刊，茅盾答应了。茅盾在《言林》副刊“献词”中说：“《言林》不拘于一种战术：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凡属拿手好戏都请来表演。”“言林”刊登杂文、短论、诗歌等，主要作者有杜埃、林焕平、李南桌、黄绳、袁水拍等。为适应香港的报纸风格，茅盾安排了一个连载长篇小说，那便是茅盾亲自执笔的《你往哪里跑？》，刊登于《立报．言林》193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据茅盾自己说，由于不太适应香港边写边登的风格，这本长篇小说写失败了。此书后来于1945年在重庆出版单行本，改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立报》三版上半版是本港消息版，下半版是由萨空了本人负责的副刊“花果山”，这个副刊连载了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桃花港》。四版上半版是国际新闻，下半版是副刊“小茶馆”，仍然由萨空了编辑，刊载过金秉英的长篇小说《蓼莪》，也刊登读者来信等。萨空了主编期间的《立报》，重视宣传中共的理论政策，并发表来自于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资讯，还输送香港进步青年去延安，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不过，《立报》的销路并不好，据茅盾回忆：“那时候《立报》销路不好，天天赔钱，大有维持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当然是《立报》‘孤军作战’，敌不过那些盘踞香港几十年的黄色小报。”

　　皖南事变后，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领导下，刚从桂林和重庆撤退到香港的进步文人于1941年4月8日创办了《华商报》。《华商报》社长范长江，总编胡仲持，主笔张友渔。《华商报》副刊“灯塔”，由夏衍负责。在《灯塔》创刊日，夏衍发表了一篇《不能免俗的介绍—算是发刊词》，其中提到：“本报是一张晚报，而《灯塔》只是一张晚报的文艺化的综合副刊，所以我们这里一方面不想嬉皮笑脸，打诨插科，但他方面也并不打算扯长了面孔说教，‘灯塔’是我们读者在一天工作疲劳之后，可以不费力气地在灯下披诵的读物，像一杯清茶，像一张小夜曲的唱片，要做到的是尽管不一定能够滋养和振奋，但也未始不足以爽气和清心。”“灯塔”的连载小说，最有名的是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刊登于“灯塔”1-29期。“灯塔”还连载了另外一些名篇，如巴人的《沉滓》、艾芜的《故乡》两个长篇小说，其他还有邹韬奋的《抗战以来》、范长江的《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

　　如果说，《立报》和《华商报》较具政治格局，那么《星岛日报．星座》和《大公报．文艺》则较具文艺色彩，显示战时中国文学的成就。

　　上海沦陷后，戴望舒于1938年5月南来香港。8月1日，《星岛日报》创刊，戴望舒经陆丹林介绍应邀主持《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戴望舒并非左翼作家，他既是“文协”香港分会的理事和宣传部负责人，又是国民党“中国文化协进会”的理事和宣传部主任，左右逢源。在“星座”上，戴望舒的长处是能够团结了不同派别的作家，使得“星座”群星荟萃，正如他自己所号称：“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星座”上出现了不少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1938年8月1日-6日，“星座”第1-6期，刊登的是施蛰存的连载小说《进城》6节。1938年8月7日-11月19日，“星座”陆续刊登了沈从文的连载小说《长河》67节。萧红还在重庆的时候，就把《旷野的呼喊》交给戴望舒，这篇小说从1939年4月17日起至5月17日止，在“星座”上刊载了一个月。到香港之后，萧红将她一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也交给戴望舒在“星座”上连载（从1940年9月1日到12月7日）。在“星座”上连载的长篇小说，还有端木蕻良的《大江》、萧军的《侧面》、沙汀的《贺龙将军在前线》等。戴望舒本人也在“星座”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和译作，着名诗作《元日祝福》就发表在1939年1月1日的星座上。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副刊驰名，是三十年代中国京派作家群的主要阵地。抗战以后的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在香港创刊，“文艺”副刊由萧乾主持。一年以后，萧乾去英国，他推荐左翼作家杨刚接替自己的位置。港版《大公报．文艺》创刊的时候，《星岛日报．星座》刚刚创刊两个星期，两个副刊都名家荟萃，不过由于编辑的来历不同，《星岛日报．星座》与《大公报．文艺》的作者队伍还是有些差别的。戴望舒来自上海，熟悉上海的文人，尤其是现代派的文人，因此《现代》的老朋友施蛰存、杜衡、路易士等都积极为《星岛日报．星座》写稿。萧乾依靠的是北方京派文人的班底，沈从文，巴金、靳以等是主要撰稿人。当然，文学名家就那么多，重复在所难免。如沈从文是《大公报．文艺》的前任，又是京派文人的首领，当然成为萧乾的坚强后盾，不过他同样支持戴望舒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伊始，沈从文一边即在《大公报．文艺》上连载长篇小说《湘西》，他同时也在“星座”上连载长篇小说《长河》。由此，我们也可见沈从文在当时文坛的热度。

　　萧乾后来回忆说：“那时诗人戴望舒在编《星岛日报》的副刊，他同上海作家们的联系比我密切。为《大公报．文艺》写稿的，则大多是从平津奔赴延安或敌后以及疏散西南或西北几所大学的。”从平津疏散到西南和西北的两部分作者，成为《大公报．文艺》的重要特色。西南的文人主要指西南联大文人群，他们和萧乾的联系主要通过沈从文、朱自清、李广田、孙毓裳、汪曾祺、穆旦等人。对西北延安文人的关注，更成为彼时《大公报．文艺》的“亮点”。因为延安文学在国统区遭封锁，香港《大公报．文艺》对于延安文学的报道特别引人注目。延安文人有不少萧乾的朋友，他在接手《大公报》后发表过一封《寻找朋友，并为“文艺索文”》的公开信，很快就有了回应。第一个给萧乾写信的是延安的严文井，继之有南阳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涛，山东的吴伯萧，还有卞之琳、丁玲、刘白羽，以至于鲁艺的陈荒煤等。这些人在抗战爆发后，先后到达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成为延安文学队伍的骨干力量。与萧乾联系上了以后，他们的作品就成了《大公报．文艺》延安作品的主要部分。在中共党员杨刚继任后，延安的作品增加更多。据统计，《大公报》港版《文艺》副刊上共发表延安作品118篇，萧乾主编一年发表44篇，剩下74篇为杨刚编辑发表。这其中有不少力作：如沙汀的报告文学《贺龙将军》、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样来陕北的》、何其芳的诗歌《夜歌》等。

　　正是由于这四大副刊，再加上为数不少的文艺期刊，香港文坛在抗战后迅速变得姹紫嫣红，成为了战时中国文坛的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