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特斯被关押到有“人间地狱”之称的罗本岛之後，监狱当局严令：囚犯只能思过，不准写作。可是，石砌的囚室虽然能关其人，而不能关其思想。他决定，一定要设法继续写作，把牢房开闢为另一个战场。恰在此时，他得悉兄长也被捕，就利用“通信自由”的权利，提笔给嫂子玛莎写信。几十封书信实际上就是几十首诗，後来结集以《致玛莎及其他》为题出版。这些诗作揭露狱中非人的生活，倾诉自己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在他的笔下，狱中关押的那些反种族主义的鬥士，手上铐，脚带镣，白天被迫从事繁重的苦役，夜晚只能坐在冰凉而潮湿的水泥地上，对着昏黄的灯光，喝一点儿稀粥。每到审讯，皮鞭、警棍、电刑俱来，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一不求饶，二不屈从，因为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见星月而思亲，看鸟飞而情动，望白云而神驰，时刻憧憬着自由，一心思念着战鬥。这是他对难友的描述，也是自己心境的写照。

　　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国内外舆论的声援下，布鲁特斯获释。可是，获释并不意味获得自由。南非当局不准他任教和旅行，更不准他写作和发表任何东西。他忍泪含悲，被迫携妻将孥离开南非，流亡他乡。南非当局发给他的出境证，是一次性的“只出不回”证件。也就是说，准许他出境，而决不准他再回来。他先是流亡到英国，当过教师和记者，其间到访过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一九七○年，他从英国又流亡到美国，先後在丹佛、西北等四所大学教授英语和非洲文学，进行非洲问题研究。常年四处流浪，扩大了视野，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他是个閒不住的人，走到哪裏就歌唱到哪裏，出版多部“流亡诗集”，其中有《阿尔及利亚诗笺》《域外情思》《执著的希望》《南非的声音》和《访华诗抄》。这些诗章虽不乏异国风情的描绘，但他毕竟是一个反种族主义的鬥士，触景生情、见物伤怀，抒写最多的还是对故国和战友的思念以及重新投入战鬥的渴望。身临大海，他的思想不由飞回罗本岛，看到仍有很多战友在受难，感到无限悲愤。想起母亲，他眼前不由出现一个默默抗争的老妪的背影，是她给自己以“叛逆的气质”，因而感到无比骄傲。想到仍在种族主义魔影下挣扎的南非，他“心情沉重，苦痛万分”，声言“种族歧视的魔影不除，鬥争就一天不止”。

　　一九九三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将解体，新南非即将诞生，那张“一去不得返”的出境证自然失效。布鲁特斯结束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自己的祖国，定居在开普敦。一年之後，佔国民多数的黑人当政，主张种族平等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南非形势大变。但是，布鲁特斯作为“政治鬥士”的本色未变。他以古稀之年，把精力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投向更为广阔的实现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的事业。他举办论坛会反对西方八国集团企图垄断世界经济，撰文呼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停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歧视与盘剥，组织群众遊行反对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南非。同时，他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出版有《警笛仍在鸣响》《怀念索维托》《树叶飘落》等诗集。在这些诗集中，虽然仍不乏批判种族隔离制度的声音，但视野扩大，思索加深，反对所有非正义的社会现象和争取全人类和平与幸福的呼声也更加强劲。

　　布鲁特斯生性头脑灵活，眼光敏锐，善於观察，长於分析，对事对人总是持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理解。把这种感受与理解化为诗行，他非常注重写作的技巧，有时直抒胸臆，酣畅淋漓，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讬物寄兴，委婉蕴藉。总体来说，他的诗作大多短小精悍，兼顾叙事与抒情。早期作品也许是受欧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强调个人内心感应的抒发，刻意追求奇巧，诗意令人难以把握。後来，从现实鬥争需要出发，他决心改变诗风，尽力选用日常语言，把作品写得明白晓畅，使读者容易读懂。这在那些狱中之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流亡期间的诗作，他彷彿又刻意在早期诗作与其後诗作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将意境美与通俗美结合为一体，创造一种“简约之美”。他的诗作绝大多数是自由体，不讲究格律和音韵。很多时候，句法不够严整，文字显得艰涩，甚至连标题也没有，给阅读带来一定困难。有的评论家认为，他的有些诗作含蓄有馀，明快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可读性，削弱了其应有的战鬥力量。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