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现代影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合集 资料图片
（四）
乾隆也爱艺术，他虽然没能成为像宋徽宗和宋高宗那样的大艺术家，但他当了一辈子艺术发烧友，收藏、鉴定、写诗、作画，忙得不亦乐乎。到乾隆八年，乾隆收藏的书画、碑帖、古籍就超过万件（套），仅清初大收藏家安岐进献给乾隆的古代字画，就超过了八百件，其中就包括展子虔《遊春图》、董源《潇湘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这些稀世的珍品。於是，就在他与大臣们精心绘製《毛诗全图》的同时，年轻的乾隆又幹了两件大事：对宫殿秘藏书画进行编录整理，编成两部书画目录，一部叫作《秘殿珠林》，专门收录宫殿收藏的宗教类书画，而宫殿收藏的其余书画作品，则编入另一部书，就是《石渠宝笈》。
《石渠宝笈》是一部按照贮藏这些书画文物的四座宫殿作为分目，来对皇帝的秘密收藏进行编目记录的，这四座宫殿是：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在景阳宫后）。后来随着藏品的膨胀，又向其他的宫殿蔓延。哪怕不看真迹，只读收藏目录，就一定会让乾隆乐不可支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像乾隆这样富有。《石渠宝笈》，犹如一座城市的老地图，让他彷彿在想像的辉煌遗址中漫步，去悉心体味它的亭台楼阁、风雨烟云。
在皇权制度下，艺术品由民间向皇家流动，必然是一个单向的流程，很少有文物从皇家返回民间的，只有在战乱的年代是例外，因此，皇权制度必然把皇帝塑造成一个超级的文物收藏家、一个疯狂的艺术爱好者，他的私家庭院，就是这个国度内最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但他也看到了艺术中的危险。乾隆九岁入上书房，自小受到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可谓熟读经史，对於六百多年前发生在大宋宫廷裏的一切，他当然是了然於心的。他在御批中，有“玩物丧志”之语，声言自己“因之有深警焉”，还感叹“盛衰而归梦幻”。艺术如后宫，让他温暖，也让他堕落。此时，乾隆想必陷入了极度的两难。他苦心孤诣地投入，又要尽心竭力地突围。
於是，乾隆要为自己的收藏，镀上道德的保护色。在乾隆看来，安放艺术的真正容器，不是宫殿，而是道德。那些稀世的字画，不仅是作为艺术的载体，也是作为道德的载体存在的，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宣讲着美和正义的力量。在他眼裏，那些古旧的纸页并不是苍白无力的，而是华夏传统道德理想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中国绘画的道德传统，从最古老的绘画─东晋画家顾恺之《女史箴图》就开始了。那是一幅关於女性的道德箴言，也是劝戒帝王的最佳良藥。而图中那隻照鉴美人的铜镜，正是对绘画功能的最佳隐喻─绘画不只是用来欣赏的，它犹如镜子一样，可以照鉴我们的灵魂。
至此，乾隆为自己的艺术雅好寻找到了一个圆满的理由──他不是玩物丧志，而是要在这些古代艺术珍品的映照下，去建构自己乃至王朝的道德。江山如画，而且，江山的命运，通过图画就可以照鉴。因此，在编订《石渠宝笈》时，他说：“虽评鉴之下，不能即信为某某真迹，然烟云过眼寓意而正，不必留意於款识真伪也。”意思是说，这些艺术品的道德寓意，比它们的真伪更加重要。乾隆对艺术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标準第一，艺术标準第二。
乾隆看重马和之《诗经图》的秘密，在这裏终於可以解开了──《诗经》是“五经”之首，记录了王朝创业之艰难，也描绘了百姓劳作之苦状。它是中国人道德和价值的真正来源，是王朝正统性的真正皈依，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圣经》。《诗经》所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伦理类型的文化，表现出对“德”的高度重视，陈来先生将此称为“德感文化”，而这种“德感文化”，又聚焦到“民”的身上。陈来先生说：“民意即人民的要求被规定为一切政治的终极合法性，对民意的关注极大地影响了西周的天命观，使得民意成了西周人的‘天’的主要内涵。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第三十九至四十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五年版。〕也就是说，一个来自於民、真正了解民生疾苦的王朝，才能真正像太和殿御座上方的那块牌匾写的那样，“建极绥猷”，国祚永久。
因此，当乾隆十七年（公元一七五二年）秋天，两江总督尹继善将他收藏的唐代韩滉《五牛图》进献给乾隆时，乾隆还只把它当作“供几暇清赏”的文玩之物，第二年，乾隆就发现了这卷古老绘画的“现实意义”，於是在《五牛图》的画心写下这样四句诗：
一牛络首四牛閒，
宏景高情想像间。
舐龁讵惟夸曲肖，
要因问喘识民艰。
乾隆的题诗，为这幅古画附加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它的内涵，由象征隐逸的幽閒，转为代表农事的艰辛。乾隆也凭藉这样的绘画，重访先周的圣王时代，顺便也把自己归到了圣王的行列，像他自己所说：“遊艺余閒，时时不忘民本”。难怪张廷玉拍马屁说：“皇上之心，其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也夫。”
而《诗经图》，也同样被乾隆的道德意识刷新了一遍。他甚至把专门存放《毛诗全图》的景阳宫后殿，改名为“学诗堂”。在《学诗堂记》卷末，乾隆写下这样的话：
高、孝两朝偏安江介，无恢复之志，其有愧《雅》《颂》大旨多矣，则所为绘图、书经，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岂真能学诗者乎。〔（清）乾隆：《学诗堂记》，见《御制文集．二集》，卷十一。〕
乾隆想说，同样玩艺术，自己比宋高宗和宋孝宗档次高多了。对於这两位号称艺术家的宋代帝王，他只能投以轻蔑的一笑，笑他们与马和之合作完成《诗经图》，只不过是“翰墨娱情”罢了，对於《诗经》的奥义，他们一无所知。
乾隆终於找到了一个理由，将自己与那些热爱文艺的宋朝皇帝们劃清了界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