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是具民族气节的\资料图片

　　一九四六年，《文艺生活》光复版二期及《文艺阵地》光复二号同时刊出了一份由何家槐、黄藥眠、陈残云、司马文森等二十一人联合署名的“留港粤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 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文中认为“戴望舒前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另见附件）”。

　　“附件”有三份：一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伪《东亚晚报》所载，戴望舒任“香港佔领地总督部成立二周年纪念东亚晚报征求文艺佳作”“新选委员会”委员；二是昭和二十年八月十日发行的伪文化刊物“南方文丛”第一辑一本，上面载有周作人、陈季博、叶灵凤、戴望舒、黄鲁、罗拔及敌作家火野苇平等文字。三是剪贴戴望舒为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罗拔高《山城雨景》所写的“跋山城雨景”。

　　戴望舒很悲愤，他在“我的辩白”一文中说：“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一个字也没写过。”在文章的最后，戴望舒仍然强调：“我在沦陷期的作品，也全部在这裏，请诸君公览。”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戴望舒在沦陷期间的写作，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戴望舒进行客观判断。

　　戴望舒一九四二年三月入狱，五月出狱后到大同图书印务局工作。一年以后，他开始在叶灵凤主编的《大众周报》上发表文章。不过，他写的是“广东俗语图解”，是语言民俗类的短文。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叶灵凤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这是香港沦陷后出现了第一个文艺副刊，“文艺周刊”发行了七十二期，至四五年六月十七日停刊。由於好友叶灵凤的关係，戴望舒开始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作品。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戴望舒开始为日本人办的官方报纸《香港日报》“香港艺文”栏目写文章。一九四五年，戴望舒应邀主编《香岛日报》的“日曜副刊”，时间是七月一日至八月二十六日。考察戴望舒服在《华侨日报》、《香港日报》和《香岛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们发现，这些文章多是迴避现实之作：一是返回古代的读书杂记类文章，戴望舒潜心回到中国文学史，考订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尤其在日方刊物《香港日报》发表的文章，尤以学术为主。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不失为一种安全的写作方法；二是走出国门的介绍外国文学类文章，如《记马德里的书市》、《巴巴罗特的屋子─记都德的一个故居》、《巴黎的书摊》等，这也是不涉及时政的；第三是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及诗论，这些诗歌或者反映诗人在监狱裏的非人待遇（《等待》），或者反映诗人在婚姻家庭及个人生活的感怀（《过旧居》）等等。

　　真正能够代表戴望舒思想的诗歌，是他秘密写下，而至战后才公开发表的诗作，如写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狱中题壁》（发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新生日报 新语》），写於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发表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文艺春秋》三卷六期），这两首诗抒写诗人在日本人的牢狱中的遭遇和感受。诗人虽然受尽苦刑折磨，但并没有屈服，并深深地怀念祖国，怀抱胜利的信念：“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予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裏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裏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裏，永恒的中国！”至於诗人自己，他已经做好了心理準备，为国捐躯，“在日本佔领地的牢裏，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这几首诗是戴望舒前期现代主义诗歌的昇华，是他诗歌的高峰，也是香港沦陷时期文学的最高峰。

　　何家槐等二十一人所检举的戴望舒的第一个根据，是戴望舒为一九四四年为罗拔高《山城雨景》所写的“跋山城雨景”。罗拔高係卢梦珠的笔名，长期在《华侨日报》任职，并曾经参加东京“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回来后在《华侨日报》上刊载《东遊观感》。据戴望舒在辩白中所说，他为此书写序是被迫的，“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除戴望舒外，叶灵凤也为此书写序，这大概与他们同在《华侨日报》工作有关。在此种环境下工作，“被迫”是不免的，关键看文章内容。这篇跋写得较短，开始部分写二十年前作者在上海“新雅茶室”时，有两个人以健谈著名，其中一个就是来自广东的卢梦珠。接着，文章谈卢梦珠的笔名“罗拔高”的来历，是由广东特产“萝蔔糕”来的。文章最后才提到这部《山城雨景》，评价性的文字仅如下一段，“《山城雨景》是作者的近作的结集。它不是一幅巨大的壁画，却是一幅幅水墨的小品。世人啊，你们生活在你们的小欢乐和小悲哀之中，而一位艺术家却在素樸而淋漓的笔墨之中将你们描画出来。世人啊，在《山城雨景》之中鉴照一下你们自己的影子吧。”看得出来，这些基本上是应付性的文字，并无实质性内容。

　　另外被检举的，是戴望舒在《南方文丛》第一辑的文章，它们与周作人、火野苇平等敌伪人物一起发表，似乎比较严重。事实上，在沦陷的环境下，发表於敌伪刊物大概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事实上所有的报刊都得听命於日本侵略者。从上述史料看，戴望舒还有不少直接发表於香港的日本官方报刊《香港日报》的文章。关键还是看文章内容。戴望抒发於《南方文丛》第一辑的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诗人梵乐希去世》和《对山居读书劄记》，本身并不是政治性的文章。

　　至於戴望舒被检举任“香港佔领地总督部成立二周年纪念东亚晚报征求文艺佳作”“新选委员会”委员一事，戴望舒自辩“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而足以证明他不愿意参加敌伪文化活动的，有两件更重要的事情，一是拒绝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二是拒绝参加“香港文化协会”。戴望舒所言姓名被利用是可能的，况且，在笔者看来，即使不是被别人利用的，挂名“委员”实在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从现有史料看，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的表现的确是清白的，如果不苛责的话，可以说他在那种严酷的条件下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无怪乎，当时的党组织对他是很信任的。一九四五年九月，老舍从重庆给戴望舒发电报，委讬戴望舒调查附逆文化人。十月，“文协”又委讬戴望舒组织文协驻港通讯处的工作。检举事件出现后，戴望舒於一九四六年四至五月回到上海，向文协澄清自己。这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华商报》发表了马凡陀的《香港的战时民谣》，记述戴望舒在香港沦陷期间写过几首抗日歌谣，在民间广泛流传。这篇表彰戴望舒的“文联社特稿”，表明了组织审查的态度，不但没有追究他的写作，还追加表彰了他的诗歌贡献。

　　“检举”事件的出现，应该有其特殊背景，战后“文协”让从沦陷区过来的戴望舒组织工作，并调查附逆，本身的确容易让人产生疑虑，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重新成立的“文协港粤分会”看，这大概还与战后外来港粤文化人争夺领导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