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作了一个严厉批评其前任约瑟夫．斯大林的长篇报告。报告是在一次严格保密的会议上所作，内容高度敏感，明令严禁外传。后人因此将这个报告称为“秘密报告”。可是，保密要求与措施再严格，其主要内容不到十天就曝光於天下，其全文三个月后就被美国《纽约时报》刊出。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直到今天，许多人对这一重大“泄密案”恐怕仍未必了解。

 

本文先就“秘密报告”主要内容曝光问题作一追述。

 

事情需从苏共二十大说起。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作为苏联第二代领导人的斯大林病逝。这年九月，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执掌苏联大权。从这时起，苏共中央就开始议论斯大林当政时期的个人崇拜和大规模政治镇压问题。两年后，赫鲁晓夫提议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大会筹备过程中，“斯大林问题”又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提上议事日程”。要不要将这个问题公开，苏共党内是有争论的。赫鲁晓夫坚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苏共中央主席团於是决定，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专门会议，委讬赫鲁晓夫“作一个范围有限的内部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举行。在大会全部议程结束后的那天深夜，苏共中央召开一个闭门会议，出席者除一千四百多名代表外，还有部分老布尔什维克和苏共中央工作人员。应邀出席苏共二十大的外国共产党代表被排除在外。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於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报告。在近五个小时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历数斯大林“当政三十年的暴行”。据有的与会者后来披露，报告“像一颗突然爆炸的政治原子弹”，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有的当即昏厥倒地，有的会后自杀身亡。赫鲁晓夫在报告结束时告诫与会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公诸报端。”因此，对这次高度机密的会议，苏联媒体一直没有作声。五天后的三月一日，苏共中央决定，报告要点先传达到各级党组织，然后传达到共青团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到这时，媒体仍是守口如瓶，只字不漏。

 

无论如何强调保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消息在莫斯科很快还是传播开来。但是，报告究竟讲了些什麽，为什麽秘而不宣，谁也说不准。常驻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和记者纷纷出动，四处打探。据英国路透社驻莫斯科分社社长西德尼．韦兰后来回忆，他在奔忙几天后发现，各种传言虽不尽相同，但都认为赫鲁晓夫确实作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秘密报告”，严词谴责了斯大林。二月底，他踌躇再三，写了一则简短的新闻稿。根据当时苏联有关当局的规定，所有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要发稿，事先都要报送中央电报局的一个特别办公室审查。韦兰觉得自己的新闻稿很难通过苏方的检查，但还是决定一试。结果，不出所料，他的稿子被扣押。

 

几天后，三月初的一个夜晚，韦兰的助手约翰．雷蒂正在家中整理行装，准备次日携芬兰籍妻子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度假。这时，一个名叫考斯提亚．奥尔洛夫的苏联年轻人突然打来电话，紧急要求晤面。雷蒂不知他有何事，但鉴於他被视为“线人”，当即就答应了。奥尔洛夫一落座就急匆匆地说，他的一位朋友是某单位的党委书记，从他那里得知赫鲁晓夫报告的主要内容。闻此，雷蒂异常警觉。他后来回忆说，他立即打开留声机，大声放起芬兰着名作曲家西贝柳斯的乐曲，防止谈话被人窃听。就这样，在一片嘈杂的音乐声中，奥尔洛夫凭记忆对报告主要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转述。报告指责斯大林大搞个人专权，以个人好恶取代党的政策，以“人民敌人”之名滥杀无辜。同时，奥尔洛夫还透露，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报告要点传达后当即引发抗议和骚乱，人们认为赫鲁晓夫羞辱了他们的民族英雄。

 

雷蒂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斯里兰卡的一个经营茶园的英国人家庭，幼年即回到英国求学。他后来接受皇家空军飞行员训练，继而转到剑桥大学学习俄语和西班牙语。毕业后，他没有从军，而是加入路透社，先是被派到芬兰做记者，一九五四年被转调到苏联。到莫斯科不久，他就结识了奥尔洛夫。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他从这个苏联青年那里获得不少消息。消息虽然都不太重要，但事后证实都比较准确。这次的消息惊天动地，准确度如何，他一时觉得难以判断，更难於核实。奥尔洛夫想必是看出他对这些信息抱有某种疑惑的心态，告别时丢下这样一句话：“如果不把这些报道出去，那你就狗屁不如了！”

 

送走奥尔洛夫，雷蒂心神不定，要不要发稿，拿不定主意。他於是紧急请示分社领导韦兰。此时已是深夜，为避开一切耳目，两人约定“到大街上去散步”。在昏暗的路灯灯光下，他们踏着尚未融化的积雪，边走边谈。听完雷蒂的汇报，韦兰问他怎麽看待奥尔洛夫提供的这些材料。雷蒂说，他以往提供的情况都比较准确。但这次涉及的问题太大、太敏感，一时也难於核实。如果报道出去，一旦失实，怕给自己带来麻烦，也给路透社带来麻烦。韦兰听后说，从近日莫斯科外交界的议论来看，奥尔洛夫提供的情况看来还是可信的。因此，他决定发稿，强调“决不能让这样一条重要的独家新闻落到别人手中”。经他这样一说，雷蒂立时想到，来莫斯科采访苏共二十大的《纽约时报》记者次日要回国，真担心他们也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而抢先发稿。那样，岂不是将这样一件重大新闻拱手让人。念及此，雷蒂表示同意抢发稿件。

 

韦兰前几天就此类发稿碰过钉子，知道这样的消息在莫斯科是绝对发不出去的。他因而提出，雷蒂按计划前往瑞典，把消息从那里发出去。雷蒂表示同意，因为他在芬兰作记者时就知道，有些西方驻苏记者就曾采取将政治敏感稿件通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出的做法。於是，两人商定，报道尽量采取客观形式，写作手法要巧妙，严防授人以柄。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