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雷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莫斯科机场。他知道苏联克格勃的厉害，生怕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找个藉口将他拦阻，甚至扣留。他和妻子小心翼翼，相互照应，顺利通过机场海关。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行，走进机舱后才不由长出一口气。甫抵斯德哥尔摩，他就从下榻的旅馆给伦敦的路透社总部打电话，说将有重要稿件发去。几个小时之后，他将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一事和报告主要内容以及格鲁吉亚发生骚乱的消息在打字机上敲打成两条稿子，然后通过电话口传到伦敦。因担心电话被人窃听后暴露身份，他口传稿件时将自己标准的伦敦音改换成蹩脚的美国音。他向编辑部提出要求：为确保发稿人的安全，两条稿件均不要署名，也不要署莫斯科电头，“据共产党人士透露”这样含糊的消息来源之说也不要改动。

 

次日一早，雷蒂就看到，瑞典报纸将他发的稿件在第一版刊出，大字标题是《赫鲁晓夫发出“斯大林耸人听闻的消息”》。后来得悉，其他西方国家的很多报纸也均在头版刊出。两条稿件均未署名，“秘密报告”一稿所署电头是波恩，格鲁吉亚一稿所署电头是维也纳。就这样，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评斯大林的消息就首次公诸於世。

 

稿件播发后，雷蒂放心不下的是，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麽麻烦。几天后，他怀着紧张不安的心情从斯德哥尔摩返回莫斯科。出乎意料的是，他发觉一切都很正常。奥尔洛夫同他再见面时，也没有追问消息是否发出。雷蒂仍像往常一样进行采访，从侧面探听苏联有关方面对他瑞典之行有什麽反应。除个别人知道西方已报道“莫斯科近日发生的事情”之外，别无任何议论，更没有人问他到瑞典去干什麽。他这才放下心来。但是，有一个问题仍一直困扰着他：奥尔洛夫向他透露这样一个重大消息的用意为何。他寻机一再追问，奥尔洛夫则一直坚持，那完全是他个人“出於朋友关系独立行事”。但是，雷蒂总是感到，他很可能是蓄意为之，甚至是受人指使为之。如果是受人指使，那麽，指使者又是何人？后来，雷蒂通过奥尔洛夫又结识几个苏联青年，其中一人承认自己是克格勃的上尉军官。雷蒂由此想到，奥尔洛夫近两年来自由出入由苏联警察严格把守的他的住所，而从未遇到任何麻烦。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奥尔洛夫的真实身份。

 

如果奥尔洛夫是受克格勃指使，那麽，是否会牵涉到苏联高层领导？雷蒂不由回忆起抵达莫斯科两年来与苏联领导人交往的情况。他每周都参加一两场外交活动。他发觉，每场活动几乎都有苏联领导人出席。他认为，赫鲁晓夫及其政治局的同事们在改变斯大林时代那种自我封闭的作风，主动同各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打交道，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不同於斯大林那种魔鬼般的异类，而是乐於同外界打交道的常人”。在这期间，他同赫鲁晓夫接触过多次，既谈时政，也谈些轻松的话题。有一次，赫鲁晓夫甚至把自己的酒杯递到他手上，请他尝一尝杯中盛的是何种饮料。他就此推断，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一直在同他套近乎。奥尔洛夫这次举动，背后是否得到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指使，有意藉外国记者之手将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公诸於世，进一步树立他在世界上的“开明形象”？如果是这样，雷蒂感到，自己的安全倒是不成问题了，只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人利用，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

 

这年六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被美国报纸曝光。西方国家借机掀起一阵反苏反共浪潮，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政治骚乱，苏联和整个东欧的局势日趋紧张。这时，奥尔洛夫不再露面。雷蒂感到，苏联有关方面好像发现什麽，加紧对他的监视，“克格勃可怕的阴影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悬在自己头顶”。是克格勃发现他把“秘密报告”的内容披露出去，还是苏联领导人故意让他披露后又感到后悔？甚或是苏联有关方面怀疑是他将“秘密报告”的文本窃走？雷蒂一时难以断定，反正他总觉得麻烦随时要临头。因此，他通过英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路透社总部将他调离莫斯科。这样，他於一九五七年初悄然离开苏联，先后到拉美国家和斯里兰卡继续做记者。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