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幕“文化独立”的闹剧，不期然想起一段承传文化的往事。

　　六十九年前，一群来自内地的著名学者，以钱穆先生为首，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办亚洲文商专科夜校。半年后，更名为新亚书院，改制日校。有感时事多艰，传统文化岌岌可危，钱穆先生一夜写就新亚校歌，自勉兼且明志：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裏，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其中，“饿我体肤劳我精”，用典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颇有“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慷慨之气。何谓“大任”？或可从书院办学宣言管窥一二：“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採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字裏行间，满溢中西互通之意、人文关怀之情、教化社群之责，可谓任重道远。

　　遥想当年，中华学人在英国殖民地，胼手胝足草创新亚书院，援引《中庸》的“诚明”作为校训，凭藉一腔孤勇，肩负存亡断绝、返本开新之文教“大任”，苦心孤诣延续中华文脉。

　　回首来时路，新亚书院之草创，堪称披荆斩棘，艰苦卓绝。不仅最初寓居租用房舍，校无定所，而且曾经深陷赞助经费来源断绝的困境。为了文化理想，三位创办人千方百计四处“扑水”：钱穆先生奔走台北募款；唐君毅与张丕介两位先生笔耕不辍，辛勤赚取稿费以补助书院用度；张丕介先生甚至还典当了夫人的首饰，以此津贴办学开支……一介文士业已做好效仿“武训”，行乞办学的心理準备。

　　论师资，新亚书院“大咖”云集：除三位创办人外，还有徐复观、张君劢、牟宗三、吴俊升、杨汝梅、崔书琴、曾克耑、左舜生、董作宾、饶宗颐、罗香林、李天命、罗时宪、霍韬晦等，任何一位皆为一代宗师。然而，新亚教授的薪酬却极其微薄，仅及当时官立小学第二级以下水平，不仅薪酬严重倒置，而且经常遭遇“断粮”危机。至於学生，则多为南来青年，其中不乏营养不良甚至患病者，非但无法缴交学费，反而需要减免学费，乃至津贴食宿和资助医病。

　　纵使物质条件贫瘠之至，但办学热情却炽烈之极。一不怕困难，迎难而上；二不畏艰苦，以苦为乐。当时，新亚书院每周日晚举行公开文化讲座，每次均是座无虚席，如此持续四、五年之久，总计一百五十五次。简陋的书院由此声名远播，渐获各方推崇，俨如“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现代版本。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新亚精神，正是建立於书院草创之初。对此，创校校长钱穆先生曾经述及：新亚草创初期，经济极为拮据，设备简陋而规模狭小，但仍然凭藉如此可怜的物质条件，而致力表现出一众学者的教育文化理想；同时，新亚学生多历经颠沛流离，亦多为穷困所迫，但仍然有志上进，努力向学。

　　反观今时今日，不由得慨叹“此情可待成追忆”！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东方之珠”，在回归的第二十一个年头，竟然有“知识精英”高谈阔论“文化独立”。难道“生於忧患，死於安乐”是一种魔咒式的宿命？今昔对比，情何以堪！

　　“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新亚先贤艰险奋进的文教呼声言犹在耳，困乏多情的传承故事历历在目。同饮一江水，念兹在兹，又岂可轻言遗忘，甚或妄言断绝文化精神的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