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故宫由无数门、殿、亭、阁、宫等建筑组成，历史浩瀚\资料图片

　　其实儒家传统中是有制约机制的，只不过这种约束不在当世，不立竿见影，而是放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尺度中，那就是历史。儒家文化中包含着鲜明的历史意识，把那些看上去鬆散、无序、个体化的时间凝聚成历史。这历史不是哪个人的历史，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历史，它来路清晰、去向分明，有因，亦有果，成为一个逻辑链，让无限江山之间默然穿行的时间，获得了一种新的秩序，於是，历史不再是婆婆妈妈、吃喝拉撒，而是成为经过了组织的记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出现过的所有人物，都在历史中得以安顿─所有的人，都是“历史中人”；所有的事，也都是“历史中事”。

　　儒家的制约机制

　　历史不再像流水，像旷野上颳过的风，过去就过去了，毫无意义可言。在儒家那裏，历史被赋予意义，意义的核心，就是儒家推崇的忠孝仁义，核心是“仁”，就是“爱人”。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凡是合乎这一原则的，在历史中都被赋予正面形象；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在历史中都成为反面形象。海瑞敢於写《治安疏》大骂嘉靖，也是因为他相信“青史”将站在他这一面，一句“历史会怎样评价我们”，会让所有人倏然惊悚，连被骂的嘉靖，都不时偷偷取出《治安疏》，“日再三”，“为感动太息”。

　　因此，儒家对历史中的叙述，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客观的”，不同的人被赋予了不同的色彩，成为“角色”。角色角色，“角”都是有颜色的，或红脸，或白脸。因此，由儒家书写的“二十四史”中，才有奸臣、贰臣传，连皇帝、皇子的课本也不例外，比如元代王恽向太子进呈的《承华事略》、明朝身边帝师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教育好九岁小皇帝万曆而编订的《帝鉴图说》，既讲述了英明君主的“先进事迹”，也讲述了荒淫皇帝的倒行逆施，历史也变得好看，有故事感，起伏跌宕，千回百转。历史也滋养了话本小说、民间戏剧的发展，让曾经发生过的忠奸故事，都深入人心。最终，一切的正义，都将得到表彰（哪怕是在后世），所有的奸佞，都逃不过鞭挞──中国人不喜欢悲剧，而是偏爱“大团圆”的结局，不是因为浅薄，而是因为中国人相信世界终究是公正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圆满”即使不存在於现世也一定存在於未来。而历史的意义，并不仅在於对过往人、事的评价与追思，更在於它对当下人物进行警示、鞭策，从而对现实或多或少地有所修正。

　　中国人相信历史，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信仰。所以自《史记》以后，每朝每代都要书写前朝的历史─元朝人写《宋史》，明朝人写《元史》，清朝人写《明史》，彷彿一个漫长的约定，被不同姓氏，甚至不同民族的政权遵守、延续，汇聚成一条“二十四史”的浩瀚长河，没有人强迫，全靠自觉，却前仆后继，没有一个朝代爽约，儘管它们曾经为敌（比如明与元、清与明），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历史的尺度下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这不是信仰是什麼？

　　文华殿之东有一座跨院，为传心殿区，跨院裏的建筑沿中轴线由南北向排列四排建筑，南为治牲所，向北为景行门，过景行门，那座面阔五间、硬山式屋顶的主殿为传心殿，最后一排靠围墙有后群房六间，院内有神厨、祝版房、值房和井亭。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五年）以后，每逢皇帝经筵进讲的前一天，都要到传心殿祭告上古圣贤。太子会讲，亦先祭告於传心殿。传心殿裏供奉的先圣，有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传心殿区，更像是宫廷裏的“历史纪念馆”，不只是祭拜先圣的场所，更是教育后世的活教材，告诉子孙，记忆从哪裏开始，又怎样流向今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