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认为，阿拉伯各国和以色列都是为生存而战，双方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他们之间的衝突“实质上是一场两种不同正义之间的悲剧”。他希望，结束这场悲剧，既不要莎士比亚式的解决方式，即互相杀戮，尸横遍野；也不要契诃夫式的解决方式，即人人都愤怒、失望、悲伤。他主张，衝突的双方要冷静地坐下来，在摆明各自要求的同时，也要耐心地考虑对方的要求，互谅互让，握手言和。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投入实现阿以和解的活动，并於一九七八年成为全国性和平组织“现在就实现和平”的创始人之一。他及其同道通过撰文、演讲、集会、遊行等多种方式，动员舆论，施加影响，要求以色列政府“改变同阿拉伯国家为敌的错误政策”，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平相处。

　　为此，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指责他是“民族失败主义者”、“亲阿拉伯的叛逆者”。但他不理会这一切，坚持鬥争，“相信社会正义会战胜任何偏见，最后取得胜利”。他的主张，在以色列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在阿拉伯世界也受到广泛好评。埃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哈福兹和巴勒斯坦著名诗人达尔维什都曾对我说，在以色列作家当中，奥兹“最具有良知”，“其政治眼光之远大超过以色列任何政治家”。我想，要全面研究与评价奥兹，对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和活动也决不能忽视。

　　奥兹一生出版有长篇小说十三部，中短篇小说集四部，政论、随笔和儿童文学作品多部。他的作品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在五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他在以色列和欧美国家曾获得多种文学奖项，在中国获得国际文学奖，在国际上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是以色列文坛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希伯来文作家之一。据报道，他去世之后，以色列各界人士和民众争相前往特拉维夫文化中心瞻仰其遗容，赶到位於胡尔达基布兹的墓地向他告别。正在国外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虽与他政见相左，也称讚他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为希伯来语言和文学复兴作出巨大贡献”，“其言论和著作将长久与我们为伴”。在特拉维夫剧院举行的隆重葬礼上，以色列总统里夫林致悼词，称颂奥兹为“文学巨匠”。他满怀深情地说：“你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个人的、而是普世的情感。小小的以色列国的故事，因你而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他还称道说：“你（在政治上）从不怕处於少数地位，甚至也从不怕被称为‘叛徒’，而是将这一称谓视为一枚荣誉勳章。”葬礼上还宣读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唁电，激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奥兹对中国充满友好的感情。他在开罗时对我说：“我从小就听母亲讲述东方的神秘故事，嚮往有一天亲自去中国看看。”二○○七年，他终於如愿访华。在同中国作家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他动情地说：“这是我首次来中国。其实，我老早就多次来过中国，不过那是在梦中，今天终於梦想成真。中国有极为古老的文明，以色列也有古老的文明，这两种文明肯定是应该、也能够相互交流和借鉴的。”他诚恳地提醒中国读者说：“中国是泱泱大国，各方面均有可贵的见解一致；以色列为蕞尔小国，政治、思想、道德、哲学、文学各方面却极端分裂。我恳请大家从这个现实出发来审视和把握问题，以便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希伯来文学，包括我本人的几本浅陋之作。”他的讲话，赢得在场者的热烈掌声。

　　十多年倏忽过去，那掌声至今好像还在我耳畔回响。报刊上的大量报道说，奥兹走了，以色列文坛失掉一颗璀璨的明星。但我案头摆放的他那一部部作品却又表明，他其实并没有走，他将永远活在他的读者心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