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教授所著《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收入一封张爱玲写於一九六五年的信。是年，夏的胞兄，任教於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夏济安因中风不治，得年不足六十。张得悉噩耗很迟，但信“极为感人”，裏面一句：“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夏公说它“极有张味”。同年，张爱玲在另一封信上又说：“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

　　王德威教授为本书所写的《代跋：“信”的伦理学》中说到，一九九一年，夏志清自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张爱玲来信祝福，却是这样写的：“我在报上看到《桃李篇》，再圆满的结束也还是使人惆怅。”王德威叹曰：“又是一句张腔”。

　　这麼看来，所谓“张味”、“张腔”，就是“伤逝”。光阴的匆迫，故人的辞世，世事的无常，在在教她感到“寒咝咝的”。天翻地覆的革命临近之初，年轻的张爱玲已有预感：“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到了晚年，她孑然一身，在洛杉矶忙於两件事：病和搬家。她老认定公寓有虫害（其实是老年瘙痒症），无法久住；从她给夏公的信，极难找到“喜事”和“好心情”。更不可思议的，是从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七年这三年，她收到夏的多次来信，却没回过一封，直到一九八八年十月，才回信解释。原来，这些年，因病而忙且累。“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有时候回来已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喝，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幸亏她为人善良，没有纠缠於一己的痛苦，每封信都没漏掉问候夏公的太太王洞和患自闭症的女儿自珍。

　　细品“张味”，遂感到，这是普遍的永恒的人类之伤。时间匆匆，生命随之飞逝，永不回头，是所有人最深刻的痛苦。即如今天大早，我出门时看到汤姆斯大叔，这位白人老先生，独居於一个街区以外的家，他的女朋友住在我家附近。女朋友中风卧床以来，他每天过来照顾，从早到晚多次从我家门前经过，遇到我总打招呼，聊上几句。

　　上次，他走路飞快，一副任重道远的莊严气派，我恭维他：“精神真好。”他声音洪亮地回敬：“八十啦！猜不到吧？”如今，拄枴杖，腰身倾斜，步履艰难，我对他说：“好久不见，近来可好？”他有点不好意思避开我关切的眼神，呐呐道：“……近来很少出门，八十四岁了嘛……”这麼说来，两次谈话，隔了四年，却恍如昨天！

　　面对时间，奈何奈何？逆转既然只在梦裏，我们能做的只是顺从。但随波逐流并非无所作为，洞达者都是“边战边走”。张爱玲也没有束手“待币”，更不说“待毙”了。她和夏公的通信，多半谈写作、出版一类文事。夏公为她的境遇惋惜万分，劝说：“盼望你早日安顿下来，找到一个适宜的住址，再去检查一下身体。如一切正常，不妨多写些东西，生活就上轨道了。”

　　夏公收到张爱玲最后一封信的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五月，信上说：“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没有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许说过在超级市场看见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爱吃的。你只爱吃西瓜，都是你文内提起过的。”那年代，对张来说，寄信殊非易事，得穿足衣服，躲开窥探她行踪的中国人，步行去有邮筒的街角；如果手头没邮票，还得跑邮局。哪像现在发电邮、微信，手指往键盘一按就发过去。

　　“不能再等了”，岂止适用於寄信？它就是对付时间的唯一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