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范用（右起）与吴祖光、王世襄合影

早在八十年代初，我编《北京晚报》副刊时，曾请范用为“居京琐记”赐稿，后来到《人民日报》副刊，也请他赐稿。如果收到来稿，接下来的几天，随时要做好准备接他的电话，为了一个字，或者为了一句话的修改。要命的是，早上不到七点，还在睡梦中的我，家里电话忽然响起，十有八九就是范用。他起得早，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到就做，就说文章什么地方要改，等他说完，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一句“好的”，他那边已把电话放下。几次过后，我终于告诉老头，可否八点之后来电话。再来电话，我也照样“快”，不等他放下，我提前挂机。现在想想，也是我们之间的有趣游戏。见了面，我逗他说：“快，谁不会？”他哈哈大笑。

九十年代初，我在《收获》杂志以《浪漫的余响》写范用。对我们这代读者来说，范用策划出版的不少书，如《傅雷家书》、巴金《随想录》、陈白尘《干校日记》、唐弢《晦庵书话》、杨绛《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他参与创办的《读书》、《新华文摘》，更是颇受欢迎。其实我还喜欢他策划的另外一些文化前辈的书，如夏衍《懒寻旧梦录》、赵家璧《编辑忆旧》等。

我把范用说是“爱书人”，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出版家”，因为范用几乎从来不谈自己的出版业绩，他爱的是书。有时在报纸上看到什么新书的消息，他会打来电话：“你帮我找一本。”爱书对于他，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范用与唐瑜（右）交谈 作者摄

范用如此爱书，注定要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在小学，他喜欢剪报，然后用小卡片将之装订一本本小册子，供同学之间借阅，这便是他最早编辑的“杂志”。少年范用兴趣非常广泛，演戏、唱歌、写小说，都曾尝试过，但这些爱好，最终只是成为一种修养和背景，走在前台的永远是出版。十几岁开始，从打包、送信、邮购等杂务开始干起，一直到批发、门市、会计、出版、编辑，有时还设计封面，几乎出版社的每个环节他都一一经历过。他学历不高，后来在填履历表时，他总是老老实实填上“小学毕业”。

在范用身上，真正感受到他对书的情有独钟。每次去他家，都要说到一些感兴趣的人与书。说着说着，提到什么旧的、新的书或者杂志，腾地一下站起来，就走进另外一个房间，只听见木地板嘎嘎发响，一转眼他就拿出一本来。“你看，这就是当年的杂志。”不等我细细翻阅，说着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屋，再拿出一本书了。“你看，台湾刚刚出版的，印得多漂亮。”谈话间，他不断地站起来，走进去，拿出来。如一阵不停歇的风，热烈，迅疾。他无法掩饰谈到书的兴奋。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像书那样吸引他，让他投入，让他陶醉。当他提到那本书，如果不拿出来让客人看上一眼，那一定很难受。

巧的是，二〇〇二年吉林卫视“回家”栏目请我做总策划，拍摄一系列文化老人的纪录片。我找到范用，他同意回去。于是，二〇〇三年春天，八十高龄的范用，终于有了最后一次故乡行。摄制组跟随他走进镇江，走进穆源小学，他高兴地站在孩子们中间，就像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就在前往镇江的火车上，范用面对镜头，唱起前面他写到的这首《夕歌》。声音苍老，却充满活力。唱歌时，他感情投入，彷佛又回到了小学时代。

率直、坦荡之人，心底必存童心。年过古稀，范用一直童心未泯。有一年，大家在黄永玉万荷堂聚会，黄苗子、王世襄几个人正在聊天，这时范用走过来。他扶着拐杖，说前两天摔了一跤。大家问怎么摔的？他说，他突然发现家里养的金鱼，有两条不停地追来追去。他不懂，害怕后面这条要吃前面那条。他好奇地盯着观察，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便摔了一下。但他非常认真地说：“真是奇怪，它们干么要追来追去？真奇怪。”黄苗子指指王世襄说：“专家在这里。”

“你说是为什么？”范用扯扯王世襄的衣服问。

王世襄慢条斯理地回答：“那是金鱼在产卵。”

王世襄话音一落，大家一阵大笑。只有范用一本正经地点点头，连声说：“噢，噢。真奇怪。真奇怪。”

如今想起，童心未泯的老人，真是如此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