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杭州文澜阁/资料图片

　　“北四阁”中，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在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被毁。联军的士兵们不懂汉字，当然也不懂这些汉字所承载的价值。在他们眼裏，它们百无一用。书架被推倒，书册散落一地，乾隆皇帝曾经小心翻动的纸页，被纷至沓来的皮靴反覆踩踏着，留下一道道凌乱的鞋印。也有人发现了它的“价值”，把纸页撕扯下来，在寒冷的秋夜裏点燃篝火……

　　其余三套《四库全书》中，渖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佔为己有，由伪满洲国政府封存，日本投降后，渖阳《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后来又藏入甘肃省博物馆；避暑山莊《文津阁四库全书》，一九一五年藏入京师图书馆，教育部佥事鲁迅参加了接收，历尽颠沛之后，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而原藏紫禁城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则经历了抗战文物南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於一九四八年运去台湾，现藏於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此，还有一套《四库全书》存在人间。

　　就在杭州文澜阁被李秀成的部队毁坏的第二年，在杭州城西的西溪避祸的丁申、丁丙兄弟，偶逛旧书店，赫然发现了用於包书的纸张竟是钤有皇家玺印的《四库全书》。他们出身书香门第，是八千卷楼（与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和海源阁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的主人，一眼就看出那些包书纸，正是落难的《四库全书》。他们大惊失色，於是在书店裏大肆翻找，发现店舖裏成堆的包装用纸上，竟然一律盖有乾隆皇帝的玉玺。

  　　在那一瞬间，他们意识到，文澜阁的藏书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决心一页一页地把它们找回来，僱人每天沿街收购散失的书页。半年后，他们共得到阁书八千六百八十九册，佔全部文澜阁藏本的四分之一。

　　对於失踪的四分之三文澜阁藏本，他们决定进行抄补。这是没有皇帝发动，而全凭民间文人自觉进行的一次抄书行动。最多，他们取得了浙江巡抚谭锺麟的支持。他们当然知道那个黑洞有多麼巨大──那无疑是在他们的天上戳了一个大窟窿，他们要像女娲一样，炼石补天。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知道，此时不补，那个黑洞会变得更大，蔓延成伸手不见五指的长夜。丁氏兄弟於是“节食缩衣，朝蓄夕求”，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借书，招募一百多人抄写，组织抄书二万六千余册。《四库全书》在编撰过程中，编撰官员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机会将其收录补齐。经过七年的努力，终於使文澜阁之“琳琅巨籍，几复旧观”。

　　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文澜阁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将补抄后的《四库全书》全部归还文澜阁。

　　这部《四库全书》（即《文澜阁四库全书》），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文渊阁是紫禁城内最大的一个藏书处，除此，紫禁城内存放书籍的地点多如繁星，紫禁城，实际上就是一座书城。其中有一些私密的藏书空间，比如在昭仁殿，就有一个很小的密室，是乾隆皇帝珍爱的善本书室。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天禄琳琅。

　　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乾隆皇帝为这间小室题写了“天禄琳琅”匾。“天禄”是指汉代的皇家档案室“天禄阁”，“琳琅”是指宫廷藏书琳琅满目。乾隆说：“皇祖（康熙皇帝）在御时，常寝兴於此，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从此创立了内府善本专门书库，“内藏宋、辽、金、元、明版旧书，难得罕睹”。

　　所谓“善本”，是说内容善，即校勘严格，错字漏字很少的版本，渐渐，年代久远、传世稀少的“珍本”，在概念上也与“善本”合流。简单地说，善本，就是好的版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把善本的时间界限劃在明末（公元一六四四年）之前，但“最好的版本”，无疑是宋版书，因为雕版印刷虽然发轫於隋唐，但到宋代才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宋版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凝结了宋人的审美，体现了宋人的生活状态和美学追求，让宋代的文采风流，在纸页间瀰漫流动，尤其北宋刻本，留存到今天的，全世界不到一百本。在当下，拥有宋版书，成为许多藏书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在我看来，“善”既是对书的描述，也是对书的定性，因为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最美最好的事物，就是书。书之美，不只寄寓於雠校、刻印、装潢的意义上，更存在於书的本质意义中──书的存在本身就是美的（尤其是好书），因为人类的记忆、情感、知识、思想、信仰，贮存於我们的肉身之内，而肉身只是短暂的存在，有了书，它们才找到了长久的贮存器，让人类的记忆、情感、知识、思想与信仰历久弥新，也让不同的思想情感可以交流激荡。因此，书是人的生命的延伸，是我们人类超越自我极限的最佳方式。因此，才有一代代知识精英投身到书的事业中，纵然粉身碎骨，依然至死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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