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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话烟雨/寻找那遥远的酒香/白头翁

2019-06-11 03:13:09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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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又逢抗战胜利,清华学子和各种名人在清华大学体育场欢庆。有说摆了二十桌酒席的,有说摆了十桌酒席的,查不到準确纪录。但群情激奋,满场欢乐,为母校庆生,为抗战庆胜。给梅校长敬酒的人排成一长列。梅先生一脸由衷的微笑,双手捧杯一一共饮。还是梅先生的饮酒风格,敬酒者喝多少,他喝多少,然后又一一到每桌还礼,同喜同贺。

  梅贻琦校长那天喝了多少酒说法不一,有亲历者云梅校长喝了足有四十多杯,也有人说至少喝了三斤酒。

  酒席毕,梅贻琦还陪同北大校长胡适、西南联大训导兼昆明师範学院院长查良钊、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走出体育场拍合影留念。

  校长有句名言,至今振聋发聩:“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校长中,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台湾的清华大学,君子之饮者,再无梅贻琦也。

  我们现在举国同唱的《国际歌》即当年瞿秋白先生酒醉后的“醉举”,瞿秋白先生酒量大,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和郭沫若先生两人在武汉一家酒楼,杯对杯,面对面,畅饮茅台酒五瓶,然后携手下酒楼,飘然而去。那晚能把秋白先生喝得七八分醉,估计非有二瓶茅台酒不可。以致秋白先生在翻译“International”(英语,意为:国际)时竟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对音对声对意的词,乾脆“使酒性”,就译为“英特纳雄耐尔”,中国人就按秋白先生醉译之词一直唱了近百年。

  中国的酒文化神奇,其神不可思理,其奇不可语述。人在悲欢离合之际,必思酒;在大起大落,大张大合,大喜大悲,必思酒;在过年过节,迎老送亲必思酒;苦闷之极,心欢之时,落难之际,高中之喜,敬祖之祭,辞行之日,感恩之情,迎新之辰,杀敌上阵,保家卫国,祭奠英灵,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席,无酒不吟诗,无酒不助力,无酒不洒泪,无酒不悲歌,无酒不喜庆,无酒不解忧,无酒不壮行,无酒不“上路”,无酒不文化。酒文化已然根植於中华民族,随着历史而行;普天之下,任酒而行,不了解酒文化,就难以全然中国文化。

  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黄炎培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六位国民参议员应毛泽东邀请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会客厅中欢迎。六个人心中都不太有底,黄炎培进门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幅画是沈钧儒的次子沈叙羊画的,一把酒壶上写着“茅台”,壶边上有几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的一首七绝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三两杯。”

  此画此诗都颇有意味,毛泽东把它挂在客厅内却着实让黄炎培心中一动、一热。毛泽东对他洞察秋毫。毛泽东心中有数。那画那诗说的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三渡赤水,途经茅台镇时,红军官兵着实过了一把茅台瘾。那时,因为国民党的宣传,茅台镇大一些的酒厂老闆都吓跑了,红军就驻在厂裏,连喝带灌水壶,一些伤患也就此用茅台擦洗伤口,泡脚的也有,以至於一九五五年被封为上将的李志民曾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每当宴会上饮茅台酒时,我常回想起长征途中用茅台泡脚的故事来。后来国民党重佔茅台镇后也大肆宣传,茅台镇的酿酒池中红军又是洗澡又是泡脚。黄炎培当然也听说了,藉着沈叙羊的画,题诗讽喻,没想到毛泽东不但知道,还挂在自己的会客厅裏。那天下午的宴会上毛泽东一再说,菜只有四样且都是延安的土特产,但酒是千辛万苦淘回来的,正宗的茅台酒,请各位尽意,频频敬酒,频频乾杯,这在毛泽东的喝酒史上是极少见的。据黄炎培、傅斯年回忆,毛喝得脸面渐渐红起来,这才引出黄炎培有名的“窰洞对”。

  这就是酒文化的深奥,酒的魅力。

  酒文化绝非一篇短文能说清楚的,皇天有多高,厚土有多深,酒文化就有多高多深。 (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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