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大几岁，但他确实教过我们，仍是我们的老师。说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现在这位老师已经八十八岁，他的学生们也已年过八十，师生之间仍保持着浓浓的情谊，延续了几十年。

　　近日，我和妻子又去看望了这位老师。虽然两家离得很远，但我们还是去了，因为听说他又跌了一跤，不去看望放心不下。老师坐在沙发上迎接我们，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住在北京，儿子常来看望他，但几十年前的学生来看望不一样。交谈中我们回忆起往事。

　　他也曾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学生，高我们四年，由於品学兼优，提前毕业，留校当了老师。那时我们刚上大二，朝语分析课就是他教的。他作学生时，除上课外，还热衷研究语法，并写了多篇论文，颇受老师的好评。提前毕业当老师，教分析课，绝非偶然。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与老师分手，天各一方。二十多年未见过面，但意外的是，一九八六年，我们又走到一起。我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老师出任大使馆文化参赞，在平壤又见了面。同是参赞级，但政务参赞主管全馆工作，相互关係有点倒置。不过我和老师的关係没有受到影响，相互尊重，合作共事，相处和谐，留下一段难忘的记忆。

　　一九八九年，我和老师再度分手。一九九二年我出使韩国，没想到的是，一九九五年，我与老师又在首尔相见。他应邀来韩国搞研究课题，日程很紧张，不过他还是抽时间来使馆，我们师生又见了面。几度分手又几度相见，也许是一种缘分。

　　退休后，我们一直与老师保持着联繫，过几个月见一次面。老师的住房比较宽敞，是他的女儿为他购置的，有时他的学生聚会就在他家，他不仅招待茶水、糖果，有时还招待午饭。他与每一位学生聊天，嘘寒问暖，还问到在外地的每一位学生。二○○二年，我们全班同学，包括在外地和海外的同学，聚会北京，还去他家看望。

　　老师多才多艺，不仅业务优良、人品出众，而且有多方面的爱好。他酷爱摄影、书法，举办过个人展，还喜欢集邮、剪纸，对於音乐他也有相当的造诣。

　　我说的这位老师姓白，姑隐其名，我们见到他，仍按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大学养成的习惯以“白先生”相称，他也乐於接受。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还会延续下去，也祝愿我们的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