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贾樟柯的电影手记《贾想Ⅰ》《贾想Ⅱ》/资料图片

　　最近在读贾樟柯的电影手记《贾想Ⅰ》《贾想Ⅱ》，原来他与香港的缘分匪浅，其处女作《小武》就是由香港影人投拍的。在书中，贾樟柯忆述当时怀揣着《小武》的剧本到邮局打长途电话找某位香港小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还花了五百元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打电话便得知那位友人决定投拍。贾樟柯曾多次表示对港产片的热爱，或许那段知遇之恩也是其电影常有香港情怀的原因之一吧。

　　十六岁时第一次看《小武》，它给了我全新的观影经验，也让我开始关注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个体。《小武》上映至今已经二十二年，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发现贾樟柯始终没有变，他一直是这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批评者，用影像，也用文字。他把电影镜头投向了落后地区和边缘人群，包括小偷、三峡移民、富士康青年、矽肺矿工等等，反映出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小人物命运随时代巨轮而突变的现实。正因如此，贾樟柯的电影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界的追捧，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

　　贾樟柯的文笔动人，甚至会有与生俱来的画面感和不失韵味的诗意：“我站在原地，一个人接受阳光的拥抱。犹如一个雪人，我在正午融化，过去的我片甲不留，现在的我刀枪不入。”说到电影的真实，他就明确指出“它不存在於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只存在於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我认为，他寻求的真实是一种感受的在场，观看意味着承受“现实的质感”，承受其全部的荒谬与魔力，因此，不是故事，而是经过视线的一张张面容，承载了对逝去的记忆。

　　《贾想》最让我感慨之处，是他谈到在多伦多被一位女生愤怒地问到为什麼向西方人展示髒兮兮的中国时他自己的愤怒，其实我也曾一度有这样的质疑。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作为影人的责任担当，电影的社会意义。他的出发点就是要展示中国底层生存现状，不会有太多人为记录这个时代买单，他自觉做时代的叙述者，看时代变迁，看人心变化，为自己的理想为社会发声。毕竟电影是生活和社会的反映，也是一种记忆的方法，有力量的作品应带有价值判断，它能帮助我们对抗遗忘，保留下时间的痕迹。

　　书中还详细提及“贾科长”这个外号的由来，他在北京小西天一家卖盗版DVD的店裏瞎逛，半天也没什麼收穫，老闆便与其搭腔问道：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老闆把贾樟柯的名字念成了假科长，最后演变成贾科长，这段经历显示了贾樟柯早年拍电影不太受市场青睐，不过苦尽甘来，现在的他已经扬名国际。

　　当我们越来越关注他的商业身份，《贾想》正好还原了他作为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以及作为导演的形象。看他条理分明地阐述自己的创作构思和美学观念，就明白优秀的作品绝不可能完全出於潜意识。理想的生活也有可能充满艰难，但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只要坚持所爱、守住寂寞、常怀良知，人生就能走向一个开阔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