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一直是黄永玉先生文学的摇篮。

　　一九三七年秋天，南方的厦门。十二岁的黄永玉，自家乡湘西凤凰漂泊而来，就读于厦门集美学校。开学之日，穿上校服学生装去照相。照片上的他，头戴学生帽，背手而立，抿着嘴，平视前方，神情显得镇静自如。他给家里寄去照片，同时，还送给弟弟们一首诗：

　　太阳刚起了光芒

　　在我的床上

　　引起我的思潮

　　我不愿再在人海中彷徨

　　只要回到我的故乡凤凰

　　同着我那

　　永厚、永前、永福、永光

　　过着顽皮的景象

　　当年，由九岁的大弟弟黄永厚向弟弟们朗读这首思乡诗，七十多年后，年过八旬的弟弟仍能流畅地背诵之。他甚至说，每次朗诵，都想哭。诗句稚嫩，却非游戏之作，一个漂泊少年的真情告白，有着亲人之间可以充分理解的诗的力量。

　　黄永玉自幼感受着故乡漫溢而出的文学气息。在凤凰成长的十二年，与文学相关的诸多元素：知识、情感、修养……一日日渗透于心。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母又均为接受新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黄永玉识字很早，两三岁即开始背诵古诗，继而背诵四书五经。在背诵古诗、在听前辈们海阔天空讲故事的过程中，他接受着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最初薰陶。这种薰陶，与自然界的美丽、风土人情的丰富性以及凤凰的民间艺术氛围，相辅相成，对于一种文学精神的形成，显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永玉说得好：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叙述回忆录的时候需要秘书，文学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语句的讲究，有上下句音韵的节奏，有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酝酿出来的那种情调和气氛，它不能光是讲故事，它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鸦雀无声地促涌出来。

　　正是在故乡与家庭的这样一种氛围里，黄永玉与众不同的多方面文学能力得以孕育、滋长──他对语言极为敏感，每到一地，能很快地掌握当地方言，讲故事时，可以维妙维肖地模仿不同人的声音与语气；他的记忆力令人叹服，精于对细节的描述；他擅长观察，尤对形象、外貌、景物、格局等有出色的把握与描述……

　　一九五一年，当黄永玉初现创作才华时，作家汪曾祺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认为黄永玉身上具有难得的天赋。由画谈起，又不仅限于此。汪曾祺写道：“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性’，他的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创作的源泉。”（《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黄永玉后来的创作拓展，他在绘画与文学诸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生动而丰富地诠释了汪曾祺的这一见解。

　　早在黄永玉举家离开香港之前，沈从文曾于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致信黄永玉、梅溪夫妇。沈从文致信梅溪：

　　永玉将来还得到东北去走走，西北走走，看看云冈敦煌，和黑龙江的黑土，鞍山大铁矿，以及内蒙古包中的大小蒙古人，这一切对你们都需要，学画和文学全需要。可得先有个准备条件，即把身体弄好。你们两人都得在健康上也努点力。

　　（沈从文致梅溪，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

　　如同沈从文之前在信中所建议的，黄永玉从香港归来不久，他几度走进东北大兴安岭森林，扎扎实实地一住就是几个月，在伐木工人之间体验生活，创作反映森林生活的木刻作品。他又走进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传统套色木刻工艺，之后，他到云南少数民族山寨采风，一住又是几个月，最后为长诗《阿诗玛》创作出一组套色木刻插图，这些作品，堪称黄永玉五十年代的艺术精品。

　　故乡与文学、艺术相关的一切影响、记忆，都在黄先生心底，它们是第一个场景的情感的、兴趣的诱发与支撑。

　　九十年代初，黄永玉重新拿起笔，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主人公名叫序子（小名“狗狗”），原型即作者本人，小说中的朱雀城，即凤凰古城。小说当然有虚构成分，但它们显然是基于黄永玉儿时生活体验的再创造。这颇能说明充满文学气息的家庭氛围，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让一颗幼小的心灵感受到诗意的滋润。十二岁之后，黄永玉漂泊前往厦门集美学校，在福建，一待就是多年。可以说，在《朱雀城》里是湘西方言，在《八年》里是闽南话方言。他的笔下，把故乡的情结，漂泊福建、江西的故事，一一呈现出来。

　　《朱雀城》与《八年》已经出版，字数将近一百多万字。

　　九十五岁的黄永玉先生，每个月仍在继续创作，其精神状态之好，难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