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英雄，人的惯性思维立刻调频到过去式，久远了的邱少云、黄继光、江竹筠，也想到和平年代的抗洪抗震抗暴英雄，例如年初在四川木里森林救火中牺牲的烈士。英雄生前通常喜欢做好事，但是所做的好事往往要等到他们牺牲以后才被想起，我们忽略了很多在平凡岗位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今年六月三日，是中国人首次漂流长江三十三周年纪念日。那天一个朋友提起这事，提起当年的长漂热，提起杨勇。杨勇当年被冠以长漂英雄之誉，之后他当民间环保人，一生与山川河流打交道，CCTV多次报道他，国际间的多个地理杂志时不时要写他。

　　那次漂流是长江的处女漂，新闻一播出，全国上下立即沸腾，一时间为什麼要漂，怎样漂，谁去漂，被讨论得轰轰烈烈。个个都振振有词，其实多数人都不懂或半懂，似乎又很懂，一时间出现了不少“长江专家”、“长江保护者”、“河流探险家”。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对长江的首漂权还处於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争夺中，没几个人有这个意识，能付诸行动的更少。

　　杨勇漂前到成都开会，我们偶然在锦江宾馆相遇，那是中学毕业后老同学第一次见面，便请到家裏坐坐。记得外子问他：“长江首漂权，外国人与中国人，谁将成为赢家？”杨勇坚定地说：“我们注定胜利，中国人的事，自己说了算。”

　　见面之后不久，就听说他们去三江源头了，开始漂了。新闻铺天盖地，漂到哪儿了，谁和谁牺牲了，在哪裏牺牲的，怎样牺牲的，生还者情况怎样。搞得同学们成天提心吊胆，期盼长漂赶快结束，祝愿英雄凯旋。杨勇凯旋了，是幸存者之一。“祝贺你！大难不死！以后别漂了。”都这麼说。

　　久之，“长漂”退出了人们的记忆。杨勇在幹什麼呢？大半个月前看见他与两位朋友在上海的照片。“你不是忙着长江流域的水资源保护吗？怎麼去上海了？”我把电话打过去，很想知道他在折腾什麼。“来谈长江上游的一个造林计劃。”他说。“你的事情一桩接一桩，不年轻了，要适可而止。”我说。“跟着返西藏，考察藏北的一个準国家公园。”他说。此文刊出之际，他已身在藏北。

　　杨勇的童年在大凉山上的金沙江边渡过，在外地人眼裏，那是大地的边缘，地球的尽头。他说：“妈妈不准我们去江边玩。年幼时随剿匪的父母去凉山，坐坐车，走走路，十来天才到达金阳县。县城下面巨龙似的长江，从此紧扣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大学期间学地质，工作后我幹地质，梦想成全了，很幸运。”

　　当年，杨勇被一篇题为《长歌祭壮》的通讯吸引，报道尧茂书为了抢在美国人之前下水，孤身漂流长江，触礁身亡在激流中。此事萌发了他考察长江的设想，且一发不可收拾。他拜访业界人士，邀约同伴探讨怎样科学地考察和漂流长江。行动得到中科院成都分院、四川省委、四川省地理学会的支持，得到他所在单位的赞助。杨勇是长漂发起人之一。

　　说幹就幹，召开会议，学者云集，各种方案出台。他说：“中国人第一次漂流大江大河，没有感性认识。我们找到一份二十万分之一的地矿图，按照图中的滩位和泥石流位置核对，参考一篇《金沙江下游险滩对漂流的影响》的文章，长漂前的实地考察就开始了。”他就像聊柴米油盐酱醋茶似的，活动那般艰险，不提训练、后勤、医疗，就开始了！那时的人做事，像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