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太原扫盲，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第一册《市民识字课本》\作者供图

　　从九龙尖沙咀漆咸道走上行人天桥，还未走近香港历史博物馆，已遥见一巨幅展览海报：“现代化之路─共和国七十年”。展览是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活动之一，由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合办，通过一百七十多件／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以及约四十多件／套香港历史博物馆藏品，展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现代化建设成就。海报以深红和橄榄绿作底色，其上斗大的阿拉伯“70”反白字，内嵌维港沿岸多幢商贸高楼，高楼上有蓝天白云，反白字“现代化之路　　共和国”，加上英文红字“The Road To Modernisation”，鲜明醒目。整张海报令人眼前一亮，传递的是香港和祖国内地密不可分的信息。

　　展览场内多件／套珍贵展品中，一册已发黄的旧书，饱含内地同胞识字的感人故事，那是一九五六年四月由山西省太原市扫盲协会编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第一册《市民识字课本》。新中国成立前，内地同胞的文盲率佔百分之九十。一九四九年，内地人口约有五点五亿，文盲率百分之八十。文盲是指识字数不超过五百个字，半文盲是指识字数五百个字但不超过一千五百个字。有八、九成人口不识字，国家想建设谈何容易，因此，其时国家的扫盲任务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后，展开多次大规模扫盲运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这三年的扫盲工作备受瞩目。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年，约有一点五亿人参加识字学习行列，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识字的教不识字的，互相帮助、患难相扶。扫盲方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例如在一九四二年，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儿童团站岗教路人识字；一九五一年，部队文化教员祁建华创立了一套适合战士学习的快速识字法；一九五二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五周年的全军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运动员进行识字赛跑比赛；一九五八年，四川郫县太平乡倪怀凤在十天内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一千五百多个生字，获取扫盲毕业证书；解放前，福州市水上居民中妇女百分百是文盲，解放后，这些妇女组织了识字班，在当地小学教师的辅导下开展扫盲学习，在船上练习写字；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吴凤媛到北京帮助工人排练小歌剧《扫盲哨》。

　　山西扫盲，可说是当时全国扫盲运动的一个缩影。该省一个关於文盲的往事令人陷入深思：二○○五年九月中，有记者採访山西省交城县西营村一位农民。该农民对记者说，一九四九年秋，交城县一个村的村长接到一封紧急“通缉密信”，本身是文盲的村长，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麼，於是连夜挨家逐户敲门找人看信，但村民同样大都是文盲。后来村长终於找到了一个人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后，很快逃去无踪。原来，信中叫村长抓的嫌疑犯正是“秀才”。山西自知文盲问题严重，扫盲不遗余力。祁县仅王村开了七个识字班，组织二百七十个学员，声势浩大；其余所有村（四个村）强调青壮年人都要入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文盲达六百三十万人。一九五五年，当全国作出七年内要扫除全国农村青年文盲的决定，山西省继而作出五年内扫除全省文盲的决定。

　　新中国努力扫盲，既为了国家自身的建设，同时也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一九九○年为国际扫盲年，全球每个居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国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员，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当然要作出尽力扫盲的承诺。经过多年的努力，根据国家统计局二○一○年数据，中国文盲率由二○○○年的百分之六点七二下降至百分之四点○八。扫盲成绩非凡，深受国际讚誉。然而，中国地大人口多，近十年来文盲率有所反覆，根据二○一七年统计年鉴，中国的文盲率为百分之五点二八，可见扫盲工作仍十分艰巨。

　　旧日的香港，也有不少人不识字。二○○七年香港实行十二年免费教育，青少年到了十八岁，大都中学毕业。二○一二年，英国教育媒体公司培生集团参考了识字率、国际考试成绩、大学入学率及二○○六至二○一○年的毕业率等数据，公布了全球教育系统排名，芬兰、韩国及中国香港分别排首三位。同年，国际教育成绩评估协会发表学生能力报告，香港小学四年级学生在阅读能力範畴上领先全球国家或地区。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香港作为祖国一个特区，放眼世界，认识祖国，提升自己，是我们该走的正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