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维也纳的标志性建筑“马克思大院”\资料图片

继前年在香港书展推出散文集《苏格兰之夏》后，在今夏的书展上，方元的新书《建筑是我们的皮肤》又与读者见面。这是他的第三本建筑艺术评论集。（前两集为《一别钟情：香港建筑十日谈》、《一国两制：香港建筑的机遇和挑战》）

新书书名趣致，加上里面配上一百二十幅精美图片，令人捧在手上，阅读欣赏意欲大增。建筑学是一门高深学问，但这并非一本单独谈建筑专业的书，而是侧重于建筑与文化身份的认同。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任何对文化艺术感兴趣的人都适合阅读。”他把这本书比喻为一瓶“红酒”，“对于初学者，你可以把它当作‘入门酒’；对于‘酒量’大的读者，你会品尝到更多的层次。”

我是“初学者”。在阅读品味中，逐步体会到作者知识的渊博和积累的深厚。该书辑录的十八篇建筑艺术评论，是作者从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八年十年间所发表的上百篇有关文章中精选出来的。分五个部分：“历史建筑是谁的历史？”、“中国建筑的他山之石”、“离开中国的中国建筑”、“建筑的风格、主义与身份”、“创造建筑历史的人”。

方元的视野广阔。他努力探讨建筑在社会和文化身份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包括古今中外，尤其是十九世纪初以来，欧洲建筑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的影响。英国、意大利、中国等的一些经典建筑，都在他笔下出现。

香港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如最高法院、旗杆屋、虎豹别墅和粉岭法院，也有详细描述。当然，他不单描绘其外观，更重视发掘其内核，色括历史背景、建筑风格、文化碰撞等等。对香港现代有代表性的大型建筑，像大家熟悉的滙丰银行总部大楼、香港中国银行总部大楼、政府总部办公楼及立法会综合大楼，作者也有独到的点评。

历史是人创造的，建筑历史也不例外。对于中外的建筑大师，书中给予高度评价。如在英国建筑界享有盛名、伦敦白金汉宫设计师阿斯顿．韦伯，北京国际机场和滙丰银行总部大楼设计师英国人诺曼．福斯特，香港中国银行总部大楼和巴黎罗浮宫新座的设计师、美藉华人贝聿铭等，他们的创新造诣为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在纵横捭阖众多经典建筑的同时，方元十分重视“洋为中用、以洋为鉴”的理念。他指出，对于建筑，我们不只欣赏它的美，了解其背后的故事，还要思考在今天，我们能从中学习到什么。

方元在“维也纳的红色遣产”一章中，特别提到该市标志性建筑—“马克思大院”。这座建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年的公屋，为五千多低下阶层居民提供一千三百八十二套住宅单位，每户面积三十八至四十八平方米，有自家厨房、厕所，室内光线充足，空气流通。大院连绵一点二公里，并不因为是公屋就简陋粗糙，“红色的基调加上雉堞形的建筑轮廓。色彩分明的红黄两色和虚实对比的凹凸墙面形成节奏强劲的韵律。雄伟的造型和结实的体积表现出阶级的自豪感和力量。”这不单缩短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有利化解社会矛盾，而且也与城市美观的外貌相融合。

比起香港在一九五四年才建成的第一代公屋（石硖尾邨），单位只有一房，约十一平方米，每房住五人，每层三百多人分男女各使用一个公共厕所，更遑论厨房，真有天壤之别。目前，香港和内地屋价高企，住房问题仍是一般小民百姓的最“痛”。公屋应该是医治城市住屋问题的一剂良方。“马克思大院”的实践和经验，正好是这方面有益的借鉴。

方元是建筑师，又是作家。他把建筑师缜密的逻辑思维和作家不拘泥于框条的手法结合起来，文章结构严谨，理性分析，读来轻松流畅，一点也不感到冗长晦涩。书中还有不少小插曲，使内容更生动活泼。如他在谈到滙丰银行总部大楼时，就透露了一点“内幕”。原来设计师福斯特为给大楼增添中国元素，曾设想把大楼外面柱子做成红色，可惜方案遭董事会否定，所以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银灰色。直等到二十多年后，福斯特在设计北京国际机场时，才有机会把红柱子用上。

掩卷而思：建筑，既是我们的皮肤，但它明显带着时代的印记。历史随时间匆匆而过，只有建筑仍屹立在大地，留在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以及对后代的鞭策和影响。它是可触摸的时光，是历史的妆容。这也许是方元新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