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九九年秋天，本文作者与丁聪（右）回到他的上海故居，听他谈当年的故事\作者供图

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与丁聪先生第一次来到上海老弄堂──黄陂南路八四七弄。“我生在南市，八、九岁时父母搬到这里。这里过去叫天祥里三十一号，我们家住第五弄第九家，后来又改叫恒庆里，然后叫现在的名字。”

秋雨时节，我一直在听丁聪讲述着这间房子里的故事，讲述父亲的故事。

“母亲不到十六岁生我，九十四岁过世。生我那年，父亲二十五岁。他们一共生了十来个孩子。我长大后，家里每多添一个孩子父亲就要给我道一次歉。他的意思是我是老大，以后要负担他们。一九三五年中学毕业后，家里困难，有一大堆孩子要养，我就没有继续上大学。第二年由黄苗子介绍我进了《良友》。我挣的钱，统统交给父亲。离开上海后，固定往家里寄钱。”

作为长子的丁聪，虽然还在上中学，却已成了这些明星们喜欢的小成员。他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谈笑风生。聂耳来到丁家，与年少的丁聪成了好朋友。一次他曾这样对丁聪说：“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姓丁，我姓聂，写起来，一个最简单，一个最麻烦。”丁聪也曾缠着聂耳走进在“亭子间”里的小房间，给他讲一个个恐怖的故事。“有一次聂耳喝醉了酒，走到天井里，顺着墙爬到阁楼上去睡觉。”走到天井，丁聪指着墙角告诉我：聂耳就是从这里爬上去的。

聂耳一直爱写日记。从一九二六年一直写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聂耳准备启程前往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一直在写一些日记。最后一页日记是七月十六日。谁料想，第二天聂耳在日本海滨下海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年仅二十三岁。我策划的日记文丛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聂耳日记》于二〇〇四年出版。

二〇〇二年三月，吉林卫视“回家”栏目来到报社，与我联系，希望拍摄一些娱乐明星。我说，应该拍那些老前辈的故事，才最为重要，很快我们一拍即合。

清明时节，终于与丁聪先生一起，前往枫泾，为父母扫墓。时隔七十年，丁聪终于重回枫泾，拜祭父母。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他在父母墓碑前面，泪流满面……

丁聪先生告诉我：“小时候，父亲带我到故乡去看祖父的坟，可是没找着。是在嘉善枫泾，地处江浙两省交界，现划归上海市。父亲十二岁就背着包袱来到上海，当了十年当铺学徒。在此期间自学画上了画。后来既画讽刺社会现象的政治漫画，也画月份牌上的时装女人，成了当时的出名的画家。二十年代刘海粟创建中国最早的美术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请父亲担任教务长，教过素描。接着，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为养一家老小，在烟草公司上班画广告画。”

丁聪说到了父亲之死。

“‘文革’中，我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鸳鸯蝴蝶派’，我们家也被说成是‘特务联络站’，因为我的一个大妹妹在国外。有次抄家，父亲很生气。他吃完饭后上楼洗脚。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上去一看，人死了。他患有肺气肿。叫了辆黄包车送去火化。我和弟弟当时都在干校。”

“父亲去世时我在北京的‘牛棚’里，没有和他见上一面。”说完，他长叹一口气。

图：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朋友聚会庆祝丁聪沈峻金婚\李辉摄

七年之后，二〇〇九年五月下旬，我们夫妇去病房探望他，这是最后一次见丁聪。沈峻说他已昏迷不醒好几天，眼睛也没有睁开过。我们交谈时，丁聪忽然睁开眼睛，没有我们过去熟悉的眼神，可是，他的眼角却有一滴泪水流出。一个感动的瞬间，令人难忘。

丁聪先生高寿九十三岁，五月二十六日逝世。当天，沈峻打来电话中对我说：“他生前的遗愿，一切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也不要了，交给医院。他常说自己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丁聪回到了故乡枫泾。丁聪雕像落成之日，来自海内外的许多朋友都来了。雕像前面，是书的雕塑设计。沈峻一直说，丁聪一辈子都爱书，可以说每次去书店，丁聪都是买书。

丁聪去世之后，我们时常陪同沈峻与大家聚会。我也陪她去黑龙江的亚布力两次。每次去，沈峻都十分想念丁聪。她不止一次告诉我，在山上，她总是看到蝴蝶在眼前飞。蝴蝶飞来，一定是在告诉沈峻，丁聪一直在想念她。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家长”沈峻去世。第二年清明时节，她回到枫泾，这位“家长”再与丁聪相逢。在天堂，夫妇不会寂寞。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开心心地聊天，聊各自一生经历的漫长、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