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当我们把外国的月亮请到北京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外国的月亮也不圆，不但不圆，而且像条大裤衩。挂在北京天际线的这个“大裤衩”就是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ment Koolhaas）设计的“央视大楼”。

　　讲到建筑与文化的关系，库哈斯设计的这座大楼是一个带有寓言性的典型实例。北京人给它起的这个绰号，不单诙谐，而且反映出两个道理：

　　一，给一座建筑评定成绩的考官，除了建筑专业的评委之外，还有平民大众。

　　不过，大众观察建筑的方式与评委不同，他们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讲的那种“心不在焉的考官”。当面对陌生、奇异的建筑时，他们不会认真地研究设计大师的高深理论，而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常识去判断。尽管库哈斯自认为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作品，但在北京老百姓的眼中它只是“大裤衩”。

　　二，建筑类似服装，除了实用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抽象的，它需要通过视觉艺术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建筑上就表现为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例如“哥德复兴”、“希腊复兴”、“国际式”等等。所以说，风格是文化的外衣。

　　建筑风格使文化有一个能让人看得见的具体形式，从而表达出文化的含义。听上去这好像不是一件难办的事，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究竟什么式样的“外衣”能充分无误地表达我们的文化身份，因此为文化量体裁衣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以“央视大楼”为例，库哈斯肯定不是要设计一个“大裤衩”，但为何北京人就瞅着它像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库哈斯未能在设计中认真研究中国文化，未能了解中西文化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这不单是审美标准的问题，还关乎文化身份的问题。对于西方人来说，歪斜的建筑不但没问题，而且挺新奇。但对于北京人来说，一座四正的房子是很重要的，它融会了儒家的礼教思想、道家的风水学说、本地的生活习俗、民族的习俗传统等等。这些经过几百年的筛选、积存下来的文化模式，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而且有些东西是不宜改变的。

　　倘若“央视大楼”那样的奇形建筑出现在深圳这样的年轻城市，就不会在社会上产生那么大的争议。而在北京就会有争议，因为它毕竟是一座有七百年历史的“皇城”，作为中国的首都，其文化正统性对“正”的要求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当一座又歪又斜的解构主义大楼要“解构”现存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时，必然招致当地人的反感和抵制。

　　社会上许多反对“央视大楼”的意见都提到要保护北京的传统文化，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失去原有文化身份的担忧和焦虑。正如英国建筑评论家、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苏德吉（Deyan Sudjic）所说：库哈斯的这座大楼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声明”。所以，北京人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

　　这个实例也再次提出了精英的审美标准与社会现实脱节的老问题。这一次，由于设计师来自外国，因此水土不服的情况更显著，老百姓的反应也就更强烈。既然建筑师不关心大众的审美传统和感情，那么大众也不用理会建筑师的创作理念和感受。结果，在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之后，“央视大楼”并没有获得令人赞赏的艺术效果。更让库哈斯尴尬的是，在平民百姓的眼中，它甚至连“外衣”也不是，而只是一个“大裤衩”。

　　既然风格是一件外衣，那么自然也会出现奇装异服。例如北京的“盘古大观”主楼，硬在屋顶加上一个四不像的“龙头”。这个设计虽然有创“新”，但除了奇怪和滑稽之外，既谈不上“东方特有的建筑美学”，也没有什么风格可言。它是设计师为业主度身定做的一件夸张的、自我崇拜的龙袍。虽然有钱人总想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的审美先锋，但事实表明，有钱并不保证能培养出更好、更成熟的审美品位。

　　奇装异服和奇形建筑，它们的含义是一样的：新潮。而“新潮”是攀比社会地位的台阶。所以，尽管许多“新潮”的设计在文化上很肤浅，但在大众消费市场上是很有效的促销手段，可以让人们觉得自己属于“新时代”。

　　奇形建筑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个别的现象，而是有肥沃的社会土壤。由于市场经济释放了个人主义的表达空间，因而那种能彰显个性的建筑设计越来越受到追捧。然而，原有的文化模式和大众的审美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建立新的美学体系也需要时间。于是，在新的审美观建立起来之前，“奇”和“怪”便成为打破现状的一道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