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许纪霖作品《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资料图片

　　初初见到精神史三个字，立即为其重大、严肃、複杂所震慑，更别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史》。然而许纪霖刚刚出版的这本书，不仅集合了近五年的最新成果，且用语平易、文采飞扬。作者针对精神史与思想史、文化史作出区分，因为三者在研究对象、使用材料等方面有不少共通之处，不过许纪霖认为，精神史更偏重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形态背后，那些情感、意志、心态人格。加之他选择通过个案的积累展开研究，都使得这本书格外引人注目。

　　什麼才是精神史的问题？就晚清名臣张之洞来说，他为何能够在帝党与后党之间左右逢源进而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中体西用”论？何以他对维新派的态度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张之洞在朝臣中间的确最有资格骄傲，因为他走正途，一路从秀才、举人至二十六岁於会试摘得探花。少年得志其实是拜慈禧所赐，因为他的答卷本在三甲之末，户部尚书欣赏其才将起提升为二甲之首，慈禧大笔一挥将其调入一甲。慈禧既是张之洞所依傍之势，又是他感恩戴德的伯乐。后来作为一方大员，又与维新人士走得近，资助康有为成立强学会，梁启超的《时务报》也由官府出资让湖北全境的衙门、学校订阅。所以帝党喜其开明，后党爱其忠诚。

　　“中体西用”一方面可以说是张之洞出於乖巧个性以求两全的产物，他批判别人总是当面指出意见、对事不对人，少有纠弹之举，提出意见总能获得各方赏识；同僚说他小事勇、大事怯，其实他未必是怯，许纪霖乖巧二字用得恰如其分。另一方面，张之洞是儒臣、正统文人出身，“中体西用”实际上是晚清儒学内部知识结构的调整，张之洞是务实幹练的人，到地方任职很快意识到不依靠洋务便难有实际作为，不富强起来就没有政绩。鸦片战争发生时他才三岁，这一代人身处国族焦虑之中，却也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学问。湖北的洋务几乎要赶上上海了。但是，且不说这些官僚士大夫与清廷血肉相连，他们的改革思维在於，保存民族必先保存文化根基，要保全儒家的纲常伦理必先保存清廷王权。在许纪霖看来，这便与保华族的梁启超、保圣教的康有为有了质的区别。 　　洋务、西学作为时势、实用纳入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知识结构当中，但儒学文化内部根本上还是闭塞的。新与旧的拉扯一直是张之洞内心的张力，康有为準确地概括了他的忐忑心态：“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不过只要涉及到他最厌恶的“乱臣贼子”、危及清廷王权，他便还是格外残酷、毫不留情。

　　若与此书后文论及的汪精卫稍作比较，科举废除后汪精卫一介秀才难以跃入官僚士大夫之列，作为体制外“遊士”走上革命道路。他所诉诸革命不是运筹帷幄的政治，认为自己只能是轰轰烈烈的薪材、而无法担当水煎火烤的铁釜。许纪霖指出这既受到晚清民国侠客文化的影响，又是过渡时代的价值虚无主义酿成，没有确信无疑的价值体系，一切成就全赖自身探索和行动。因而汪忍受不了保皇党的讥讽又无法处置革命党内部分歧，决然北上刺杀摄政王。许纪霖认为，后来促使汪精卫从海外再度回归国民党权力中心时，从烈士变为汉奸，也是源自汪精卫所设想的“牺牲”。张之洞、汪精卫二人相较之下，不同代际、群体的知识背景、改革思维、精神气质逐渐浮现，一些精神史的线索便越发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