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清明上河图》局部

　　那卷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曾经三次出现在李东阳的眼前。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应当是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个皇帝任期）的事，那时李东阳还不到二十岁，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是大明王朝里难得的少年才俊。李东阳亲眼目睹这卷北宋绘画名作时的具体场景已不可复原，我们可以大致想像，一个十几岁的白衣少年，面对这繁复而浩大的《清明上河图》卷时所流露出的惊奇与激动的眼神。大概就在他看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之后不久，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李东阳在十八岁上考中进士，庶吉士毕业后，进入翰林院，成为这个王朝最年轻的编修之一。

　　李东阳第二次见到《清明上河图》卷，是在弘治四年（公元一四九一年）的秋天。那时它的藏家是大理寺卿朱文征，就在朱文征的家里，李东阳平生第二次看到了这幅图卷。三十年后重见，这绘画长卷依然完好如故，李东阳感慨之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之叹惋不能已”，在画后题了一首诗，诗很长，最后四句是这样写的：

　　丰亨豫大纷此徒，

　　学时谁进《流民图》。

　　乾坤俯仰意不极，

　　世事荣枯无代无。

　　“丰亨豫大”，是北宋权臣蔡京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就是大造帝国的形象工程，极力宣扬帝国的昌盛繁荣，实际上是为帝王宋徽宗的奢华生活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看见并且享受到这种“繁荣”的，只有宋徽宗一个人，广大民众则饥号连天，挣扎在死亡线上。终于，他的帝国尘烟四起，而这个“繁荣”的北宋王朝，也消失在天下造反、金人入侵的尘烟中。

　　因此，张择端的这卷繁复而浩大《清明上河图》，给后人带来无限的伤感。李东阳几乎屏住了呼吸，细细地展读画卷，他看到图卷上最早的题跋来自金代，其中，张公药在题诗中，说它“唤回一饷繁华梦，箫鼓楼台若个边。”郦权在题诗中写：“车毂人肩困击磨，珠帘十里沸笙歌。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改朝换代之后，北宋亡国带来的巨大伤痛，依然盘桓在人们的心头，无法消除。

　　李东阳敏锐地察觉到《清明上河图》的劝谏色彩，在他看来，身为北宋国家画院专职画家的张择端，不甘于这个华丽王朝日渐沦落的现实，以绘画的方式为皇帝提出谏言。表面上，他画的是“百货千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李东阳题诗）的繁盛景象，实际上，他画的百姓的苦难，是一幅生活版的《流民图》（北宋郑侠绘）。于是，李东阳在题诗中直截了当地点破了这画的主题──这表面的“繁华”不过是一幅幻景，张择端真正想表达的，是重重叠叠的社会危机，是帝国百姓的困窘与沧桑。

　　那时的李东阳，担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是皇帝朱佑樘和太子朱厚照的老师，李东阳在以此提醒皇帝，世事荣枯，没有哪个朝代躲得过去，因此要励精图治，不可有一丝的懈怠。

　　明武宗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年），在自己的怀麓堂西轩，李东阳展读《清明上河图》卷。此时，《清明上河图》已经成为他的个人藏品，所以，这卷来自北宋的绘画名作，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每看一遍，都等于目睹了一遍帝国往事、世事浮沉。就在这天，他按捺不住，又写下一长跋，至今裱在《清明上河图》的卷后。他在长跋中感叹：“虽一物而时代之兴革，家业之聚散关焉。不亦可慨也哉，噫！不亦可鉴也哉。”

　　墨迹未乾，他轻轻钤上两方收藏小印，今天仍隐匿在《清明上河图》上密密麻麻的印章中。

　　一方是“怀麓堂印”，另一方是“大学士章”。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