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闻和鲍贤伦先生，正好是两种典型。刘先生长期与上海前辈遊，很智慧地接受他们的经验，并且通过实践而不断调整、自我提升，使之与日俱进，形成自家雅正格局。鲍贤伦先生早年也受师训，主要在基础方面有一个高调的铺设。而近二十年来的实践与思考，已超出向来的套路：即从一个时代（汉隶），去做总体“普查”式临习，感会对象的精神气象。从而择定一个更上游的，人们无多尝试的，高古而全新的书体，作主体探索方向。如果说刘先生的路数，比较接近传统“师徒”模式的话，鲍贤伦则是自己思量拓展而来的一种学书理路。这两种路数并无优劣，却很典型。

　　模式借鉴，比具体作品借鉴，其灵动性与空间张力大得多，对应学书人众範围也广泛些。比如，我较熟悉的王蘧常先生书艺理路：前半生以章草筑厚根基，透过当时碑体俗习，博涉秦汉简牍陶瓦之隶草，参校乘除之，终以大篆总其气格，搜集秦汉奇古字揉练，至七八十岁，浑成一体。在拓展了大章草领域同时，由於王老书写的日常化，还留下一系列章草“副体”：烂漫的小章草札，刀笔两相体贴的魏碑正书，骨峻神逸的稿行等，品格一律高古，不落唐后一笔。作为学习者，无论其“主创”或“副体”，择其一皆可私淑有成。但若参照王老人生程序与学书模式，从容作功，最后的创获，应会格局更大，而又新异。当然这样很难，需发愿以一生规劃。实则，鲍先生的理路，颇近於斯，其书法格致，亦有彷彿。

　　在对话中，二公或鉴於前辙，或预於将来，切点有异，所归攸同：使自己的笔路能更长远高深也。

　　如鲍先生说到，要体会中上古书刻，须从历史文化场景去寻索。那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书刻，在观念，风格上是整体的，浑沌的，苍茫的，但由於绝对专职化（如巫师）的虔诚与敬畏，使其书刻又充满灵性与神秘感，同时又显得绝无机巧的樸拙，鬼斧神工般的自然，人工与技巧，亦因而完全隐退到书刻心理之外。故尔，后人於此间取资，便如循源导流，各成一溪，无古无今。如魏晋之锺王。如果说锺王是顺势而新的话，邓石如，吴昌硕，王蘧常……则需多几分胆识与智慧：逆流而上，与古为新。这样难度当然很大。一般人没条件，也无思想準备，去接近和领受那种上古气息。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层，而只随眼前所好，但从近古书法个性化风格中去临习取资，欲大造化也难。

　　刘一闻先生尝以吴昌硕，于右任为例说明：如果你的功力足够，你的艺术观念正确，那你在创作上一定不会低。吴昌硕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文，数十载从事於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自三四十岁到八十后，直将石鼓文写得全新，且完全是自家法。这是少有的案例。因为吴昌硕学养厚，富识力，下功夫，其情性之高古，与笔墨相表裏。于右任先生，早年於魏碑行书，卓然创意，如果他不改弦更张，将精力转入所谓标準草书，他的成就可能更高。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