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的“冰河时代”，爱情的表征是每晚在短信和电话中所生产的冗长文本。现在，爱情叙事学在微信中未老先衰。江湖上流传着微信时代的暧昧秘笈。它表示，这个时代的爱情叙事，不需要近身肉搏，连声音的出场都是多余。在一个又一个的手机对话框，“爱情”这个主体，每天奔走、穿梭，发布一场又一场话术与信息的较量，制造大量庸俗的爱情语料。

在电视节目里，“非诚勿扰”们活跃依然，男人和女人明码标价，像一列列猪肉挂在菜市场。它们不尽然新鲜，因为还有回炉重造的品种。数据在他们身上形成鲜明的标签。月薪、职位、车子、房子、原产地、父母等，则构成婚恋选择的筹码。而这场爱情选秀的奖品，就是一段爱情外壳下包裹的婚姻。节目参与者的搔首弄姿只是为了赶紧把“配偶”这个名号高价租赁出去，好让自己不再是中国社会僵化的婚恋观念下的“异类”。

在电视机以外的生活里，人们一边相信“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是不会幸福的”，一边把自己置入到悲情女主角的身份中，幻想霸道男一号和深情男二号与自己上演的三十六种痴缠和七十二种误会。在当代盛行的都市剧、偶像剧制造的幻觉泡泡中沉沦太久的后遗症是，认为现实中的爱情悲剧统统都是“没有遇到对的那个人”。与此同时，这也并不耽误当代女性在相亲现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

在校园里，只要到了春风沉醉的夜晚，所有的荷尔蒙就会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走向汇合和对话。

宿舍楼下十一点正好上演你侬我侬的偶像剧。食堂和校道上挤满了草长莺飞的爱情，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图书馆和自习室里充斥着恋爱的酸臭味，恋爱的人是骄傲的。野蛮生长的情侣把爱情演绎为一场战争，把小树林变成一个“伊甸园”，最终把校园变成一个“失乐园”。

在列车里，爱情叙事学恰如其分地敞开它的隐喻系统。进入爱情剧本中的人们一如在漫长的通勤路上被安排在相邻座位上的“同道人”，不得不以礼貌的客气和闲置很久的礼节去维持表面的热闹。这类故事张爱玲早就写过。她的小说《封锁》就写了一场发生在电车上的爱情幻想。在这场盛大的幻想中，张爱玲指出了爱情的偶然性与荒谬性。毕竟，当一切无关痛痒的寒暄都说完之后，剩下的时间冗长得可怕，不得不交换彼此的秘密，换取一点可怜兮兮的关怀、无用的了解、和弃之可惜的感情。怪不得木心说：“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程度。”在被大量生产和传播的故事文本里，理想主义的波伏娃本想和理想主义的萨特谈一场理想主义的恋爱。可即便聪慧如她，却依然跨越不了理想主义者的弊病：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身处男权社会的波伏娃勇敢地追求与男人一样的权利和权力，却让内心那个传统的女人在默默受苦，以至于她提到自己的爱情时说道：“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在胡兰成和张爱玲被一再篡改的故事里，一开始是一双才子佳人，最后却是一场镜花水月。胡兰成在去见张爱玲之前想：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结果，所有能发生的关系真的都发生了：相恋、灵与肉的结合、私定终生、修订婚书、层出不穷的同居者、情感与理智的挣扎、千里寻夫、断绝来往。

以上种种，如此贫瘠，如此苍凉，如此无情，如此不堪，却又偏偏冠上“爱情”的名号，横行霸道，招摇撞骗。

用卡佛的句式，我不禁要问，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有时候，我们恐怕不得不相信，他们所说的只是欲望。相对复杂、罕有的爱情而言，那一言难尽的欲望，野火烧不尽。荷尔蒙需要和荷尔蒙进行碰撞才能产生火花，否则不过是一场巨型的空虚、难耐的寂寞、可悲的浪费。遥想起《诗经》的时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是流行市场上的纯情。谁能想到，时间的步伐走到了今天，“纯情”几乎变成了一个不敢示人的笑话。

然而，难就难在，生活毕竟需要神话和信仰。爱情的叙事，生成了我们熟稔、迷人、欠缺的神话文本。在我们没有那么坚强的时刻，始终无法否认：在那些日渐破落的理想中，只有爱情，足以引诱我们用庸俗的脸，去亲吻现实生活的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