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黄玉山校长义正词严向闹事学生讲道理\作者供图

　　那天出席《镜报》月刊主办的一个颁奖礼，意外地碰见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教授。多年未见，久别重遇，彼此笑着“相认”，寒暄一番，他还记得差不多二十年前千禧年初他在城市大学当副校长时接受我的专访，详谈教育理念和他深研的“天人合一”与环保相通的学术课题。这篇三、四千字的访谈文章除了在报上刊登之外，及后我还把它收集在拙著《香港学者精英访问录》里。这本小书幸蒙当年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树仁大学校长钟期荣博士和热心助学的方润华博士为我写序，令我喜不自胜。

　　与黄玉山校长匆匆道别之后，过了两天，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新闻：现任公开大学校长的他，与学生举行“对话会”时，多名黑衣人与学生蒙面“踩场”，先在场外静坐，迫使他与副校长等高层改在场外与学生公开对话，胁迫他效法“盲撑”参与暴乱学生的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发表公开信声援被捕的学生，并谴责警方“滥暴”。学生并要求黄玉山校长从坐在椅子上改坐地下，与他们“平起平坐”。

　　面对一大群咄咄逼人的蒙面学生的要挟，黄玉山校长并没有退缩，没有被吓倒，他仍然正襟坐在椅子上，一脸正气，严肃地字字铿锵对学生说：“对于一些不幸产生的暴力行为，我们不可以赞同，我们要反对，不论哪方面的暴力也要反对，这是我们学校的宗旨。”“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要坚持法治社会的做法。”他最终没有答应学生的要求发公开信谴责警方。搞事学生的图谋未能得逞，最后悻悻然散去。

　　在荧幕上看到黄玉山校长横眉冷对闹事学生的这一幕，不禁对他肃然起敬，觉得这才是一位为人师表者应有的道德勇气和风范。随而想起数天之前，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面对闹事学生的表现，对比何其强烈，同是大学校长，两者的差别何其大？

　　作为高等学府校长的段崇智，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对他处事能力本来抱有较高期望。出乎众人意料，他与学生和校友进行冗长“对话”前后竟作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初时，学生使用镭射笔照射他，辱骂他，学生并跳上枱面向他撒溪钱。面对学生的侮辱恶行，段崇智曾斥责他们，反对他们破坏和涂鸦校园，希望他们多尊重国家。想不到，他的几句像样的说话言犹在耳，过了几小时与学生继续深宵对话，听了个别学生的“哭诉”后，立场与取态竟然戏剧性大变，转而同情因参与暴乱而被捕的学生。其后发表一封公开信，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引述搞事学生的单方面指控，对警队进行无理的攻击；另外对于几个月来怵目惊心的蒙面暴力没有半句谴责，变相纵容他们继续参与害人害己的暴乱。难怪学生看到段崇智立场忽然大转变，由辱骂他为“段狗”，改称他为“段爸”。

　　段崇智不顾尊严和道德风范，向暴徒学生“跪低”，令广大社会人士和中大学生家长哗然，极度失望，因而劣评如潮。

　　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到普罗市民纷纷作出批评，连笔者参与的几个手机社交平台都成为热门话题。梁振英在Facebook上写给段崇智的公开信说得好：“为了下一代，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不是中大校友，但教育兴亡，匹夫有责。”他批评段崇智：你发表的公开信，只是为了个人的解脱。“大家始料不及的是，你‘打倒昨日的我’，会打得如此彻底。”他还批评段崇智提出要求行政长官对中大约二十宗学生因参与暴乱被捕的个案在“机制以外”作出“严正跟进”。梁振英质问段崇智：“请问为什么要在‘机制以外’？是因为被捕人士是中大学生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大学生比其他人更为平等吗？”

　　我的朋友、著名眼科医生周伯展也在英文《中国日报》上写文章谴责段崇智，指他像“一头没有脊梁的政治动物多于像一位大学之首”。周医生形容得好贴切。

　　我的另一位朋友、曾与我先后同在《新晚报》当记者的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陈卓禧对于近月不少大专学生参与暴乱或在校园搞事现象，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指出：

　　社会各界均期望学校发挥教育作用，引导学生向善，而非盲目顺从或讨好学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深深地感受到，要爱护学生，但不能溺爱，对他们一味纵容其实是在害他们。”陈卓禧认为，年轻人要学会分析对错，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不仅现在犯错，将来还会跌得更惨，受害更深。上面这番话，值得段崇智参考和铭记。

　　香港近年“校园政治化”问题严重，香港专业进修学校亦曾发生过毕业礼上部分学生在奏国歌时拒绝肃立，校方遂把涉事学生赶离会场。陈卓禧亦在典礼后会见学生，清楚表达学校的爱国爱港立场，希望学生自觉予以尊重。

　　幸好香港有更多像黄玉山、陈卓禧一样具有为人师表者应有的道德风范。又如理工大学校长滕锦光，日前在毕业礼上，拒绝与一名戴口罩的毕业生握手。他在致辞时表示，明白年轻人的诉求，但表达意见必须理性和尊重他人。这些话光明磊落，符合作为大学校长应有的风范。

　　黄玉山、陈卓禧、滕锦光等众多教育工作者，他们不向黑恶势力低头，无畏无惧，坚持原则，为教育好下一代尽心尽力，他们可贵的担当精神，无愧于为人师表的崇高称号，值得我们敬重和为他们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