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歌剧《蝴蝶夫人》剧照\网络图片

　　今秋，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又一次上演《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普契尼的这部名剧一九〇四年在米兰首演，一九〇七便在纽约公演，即在纽约已上演了一百一十二年。

　　该剧男主角平克顿，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一个负心汉，应是个“丑陋的美国人”，这样一部“丢美国人脸”的歌剧一直得到美国人的喜欢，显然不仅因为其音乐美、歌好听，而且也是因为美国观众与世界各国观众一样，都具有人性，即具有人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平克顿风流倜傥，始乱终弃，遗弃等待他三年的年轻妻子，纯洁、忠贞的日本艺伎巧巧桑，观众自然会同情弱者、受害者，鄙视丑陋者、卑劣者，而且不论他们的国籍或乡井。当巧巧桑在深切思念、焦急等待中唱起咏叹调《当晴朗的一天》时，我们都会痛惜这晴朗的天将被阴云密布，平克顿保证春天画眉鸟筑巢时他会从美国回日本，其实他在美国很快就有了新欢，所以这样的春天巧巧桑永远也不会等到。当她在想像中唱着平克顿与她“幸福相见”、唤她一声“小蝴蝶”时，观众会不禁恻隐之心而潸然泪下。

　　“巧巧”在日语中意为“蝴蝶”，一出嫁便成了“蝴蝶夫人”，在日本则称为“蝶蝶夫人”。我上一次看这出戏，饰演巧巧桑的是一位胖胖的黑人女歌唱家，唱得好，但与日本娇小女子的形象显然有差距。我这次再去看的主要原因是蝴蝶夫人由中国女高音歌唱家和慧扮演，这是值得我们海外华人骄傲的事，而亚裔演亚裔，自然更为合适。和慧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才华加勤奋使她成了世界六大歌剧院的合约演员，被誉为当代“最好的蝴蝶夫人和阿依达”。

　　和慧唱得精彩，唱得回肠荡气，更可贵的是她准确而细腻地表现了巧巧桑的性格：既温柔、深情，又刚烈、有气节，为爱情从一而终，最后壮烈自刎。全剧最后一个镜头就是巧巧桑倒在舞台上，全场静默，鸦雀无声，然后是送给和慧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剧终场面使我立刻想起多年前看过的日本电影《人证》。也是一幕与美国人有关的悲剧，也是一个日本女人，她跳崖自尽死了。

　　那是在二战结束后，驻日美军黑人士兵威尔夏与下层社会女子八杉恭子有了个私生子，取名强尼，威尔夏回美国时把儿子带了回去。恭子与巧巧桑显然不同，她与威尔夏之间并无爱情，巧巧桑则是真爱平克顿，为了和他结婚，甚至从佛教皈依基督教，自杀之前也不忘嘱咐把儿子交给平克顿带回美国。八杉恭子则觉得与黑人有染是一种耻辱，黑孩子强尼也从不在她心上。威尔夏去世后，二十多岁的强尼孤身一人到日本寻找母亲，带着一顶草帽，还有日本诗人西条八十的一本诗集，其中有一首《草帽歌》，母亲曾教他唱这首歌。此时的恭子已是日本社会名流，一个有名的服装设计师、国会议员太太。

　　强尼终于找到了母亲，相约在一个公园相见，他兴奋地跑过去，连声叫着“妈妈”、“妈妈”，把那顶她送给他们父子俩的草帽交给她，又多想伸手拥抱她，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她竟拔出一把短剑插进他的胸膛，尽管这一剑并不致命，可他惊恐，悲痛，绝望，感到活下去已毫无意义，便把剑又猛往胸膛里插，死在了他的亲生母亲面前。巧巧桑用短剑自刎，恭子用短剑弑子，那都是因人性问题发生的悲剧。

　　《人证》是一部推理侦缉片，案情复杂，结局是命案破了，为避免法律制裁、也受良心谴责，八杉恭子跳崖而亡。她先撒手把草帽扔了下去，当草帽在浓雾的山岙里飘零之际，电影观众听见了强尼的歌声：“妈妈，您可曾记得，你送给我的那顶草帽？我多么珍爱它，它是无价之宝，就像是您给我的生命，如今失去了，再也找不到……”

　　《人证》的原题是《人性的证明》，影片就是通过作品来探讨、证明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人性：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为维护一己的地位、利益而丧失理性、丢弃亲情，不论在何种社会都不应该按皮肤的颜色鉴定人的贵贱高下。

　　巧巧桑，强尼，都不应过早离世。美丽的蝴蝶，飘零的草帽，都值得我们珍爱，都应该在人性的阳光中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