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故宫文物医院鐘表室见到王津老师将一个西洋鐘全部拆开，将零件洋洋洒洒地铺满一张大桌子，场面十分震撼。我问王津老师，如何将它们组装回去？是否将拆解过程拍了照片？王津老师回答，的确拍了照片，但那是作资料用的，并不是用来帮助记忆。要把这些零件组装回去，主要还是依靠记忆。那一刹，我对王津老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那一桌子的零件，纷乱如麻，一个人怎麼可能全凭记忆，按照它们原来的次序重新组装回去？我想，它们的组织次序是不可能背诵下来的，王津老师在故宫博物院与鐘表打了四十多年交道，对这些齿轮、发条、鸟翅膀在整个鐘表上的位置瞭如指掌。他眼睛裏看到的是琐碎的零件，心裏映出的却是鐘表的整体，拿起一个零件，就知道它们是在哪个位置上的。记忆力强大的人，其实都是位置感强烈的人，就像足球运动员，几乎可以复盘他在一场比赛中上上下下奔跑的细节，因为他的位置感强烈，知道自己的每一次接球传球都是在球场上的什麼位置。因此，我可以想像，王津老师能让一隻鐘表的所有零件準确地回到原处，是知道每一个零件所在的位置。对他而言，那些结构複杂的鐘表，实际上就是一座记忆的宫殿。

　　其实，这样的记忆方法早已有之。利玛窦曾经提到，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曾经与朋友们在一间屋子裏共饮，他后来走出了房子，那房子忽遭大风袭击，轰然倒塌，裏面的人全部被压死，尸体粉碎，犹如齑粉，家人无法辨识。西摩尼得斯於是回忆他们当时所坐的位置，并一一辨明了尸体的身份。

　　乾隆一朝，将书画藏品分别存放於不同的宫殿裏，并按照分贮的地点，作为编纂的主要分卷方式。不知道乾隆是否受到过利玛窦《西国记法》的启发，无论怎样，通过编纂《石渠宝笈》，他不仅把已有的藏品条理化，而且形成了有效的记忆和知识体系。

　　以至於今天，在故宫博物院浩繁的收藏中，《石渠宝笈》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框架。这些古物可以打散，可以重新编目—在故宫博物院的许多古物上，残留着不同时代的古物标籤，层层覆盖。但是，当我们追索这些古物的来龙去脉，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石渠宝笈》中去。《石渠宝笈》犹如一个户口簿，裏面记载着它们的籍贯与出身。

　　确切地说，《石渠宝笈》彷彿一个家，它收聚的书画是这家裏的成员，无论走出多远，只要它们的家不散，它们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裏，如约而返。

　　（“天府永藏”之三，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