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百五十多万件（套）文物藏品，内容涉及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陶瓷、珍宝、漆器、珐瑯、雕塑、铭刻、傢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鐘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二十五个大类，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万件（套）来自清宫旧藏和遗存，佔藏品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而这些清宫旧藏，又以“乾隆年间为最盛，尔后随着国力衰败，外患频仍，收藏日渐式微”。

　　古人说，玩物丧志。物并非不可玩，因为那些物中，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脉，寄讬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但万事万物皆有限度，尤其对於皇帝来说。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比如《五牛图》卷，就是尹继善进献给乾隆的。乾隆一朝的诸多收藏，皆如此得来。每逢冬至、元旦与万寿节（皇帝生日），都是进献的高峰。对此，乾隆一律笑纳，只有他认为的贋品会被退回，退回时还不忘写上几字：“假的不要。”在乾隆的题跋中，可以找到他收受“礼物”的许多证据，比如他在张择端《清明简易图》上题曰：“今岁新正，沈德潜以此图进……”

　　苏黄米蔡、沈文唐仇绝然不会想到，他们的精心笔墨，几百年后已成了朝廷官场的润滑剂，成了向皇帝献媚的工具。福崧到浙江担任巡抚，下令盐运使柴桢代办书画手卷、玉器、朝珠、端砚等件给皇帝上贡，“共用银九万余两”。这些银两，远远超出一个巡抚一年的工资，而督抚们乐此不疲，因为进贡花费白银三万八千余两，全都计在盐运司衙门的公款上，等於借用公款，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向皇帝献媚的机会。除了公款，向皇帝进贡，还给了他们勒索属员、收受贿赂、搜刮民脂民膏一个堂皇的理由，以至於乾隆中期以后，高官的恶性腐败呈现井喷之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乾隆晚年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閒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闽浙总督伍拉纳被夺官，他在京中的家产被抄时，仅如意就抄出一百余柄，家中还存银二十八万余两，金七百余两；乾隆在朱批中写：“此与唐元载查藉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伍拉纳自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查抄和珅府邸，发现“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决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更绝妙的是，他“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

　　也是这一年，嘉庆检视乾隆的“收藏”，发现“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禼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然而，绝大多数贡品，乾隆压根就没看过，更没碰过，“所贡之物，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

　　纵然如此，乾隆的恋物癖也至死未改。

（“天府永藏”之四，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