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内地的欧陆风格建筑\方元绘

　　多年前香港作家古剑问过我两个问题，我至今记忆犹新。他问：“为什么你们（建筑师）要设计那么难看的房子？中国的古建筑那么美，为什么你们不能学一学？”

　　想问这种问题的人肯定不止古剑一个。有一次我在皇后大道遇到一个美国游客问路。他是一个建筑师，当发现我也是建筑师时，他指着周围的大楼，摇着头对我说：“瞧瞧这些丑八怪建筑，你们把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糟蹋了！”

　　每个人都会遇到尴尬的问题。对建筑师而言，“难看的房子”绝对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虽然那些房子并非我设计的，我也明白那些抱怨并非针对我个人，但作为建筑师中的一员，还是感到惭愧。

　　对建筑师的抱怨大概与这个职业的历史一样悠久。早在古罗马时代，悲剧作家塞内加（Seneca）就讲过：“在建筑师出现之前，世界曾是美好的。”如今，难看的建筑肯定比古罗马时代更多，因而抱怨的声音只会多，不会少。

　　你可能要问：建筑师在大学受过多年的美学教育，为什么设计出不美的建筑？其实这就像语文或数学科目一样，虽然大家在课堂上学的东西都一样，但考试时有人考一百分，有人考六十分。建筑师们的美学水平和设计能力也是有高有低的。

　　建筑师都知道一条公式：好的建筑师+好的业主=好的建筑。业主即是投资建房的人或公司，建筑师称他们为“委讬人”或“甲方”，例如地产发展商、政府以及其他私营或公营机构等。即便贝聿铭那样的大师，他也说：“伟大的艺术家需要伟大的业主。”所以，能否有一座好建筑，除了建筑师的设计水平之外，业主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决策过程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

　　按正常的情况来讲，设计水平高的建筑师收费高，水平低的建筑师收费低。不过，在选聘建筑师时，大多数业主会把收费的高低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不是把设计水平放在第一位，因此收费低的建筑师更有竞争力。这便是为何一百分的建筑少，六十分的建筑多的一个原因。

　　人们都明白“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这是市场规律。但一些精明的、有议价优势的地产发展商为了赚到尽，想出一个反市场规律的高招：聘用一流的、设计水平高的建筑师，而把设计费压低到三流建筑师的水平。其实这不是高招，而是损人不利己的茅招。结果将是双输。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建筑师公司为了保持高水平的专业质素，必须提供较高的工资才能抢到人才和保留人才。然而，当设计费被压低的时候，公司便要多接几个工程，那么各项工程的人力财力资源就会被摊薄，工时也相应减少，因此设计质素自然会降低。

　　在不增加经济成本的情况下，如何增加人力和工时呢？常用的办法就是榨取剩余价值──加班、加班。然而，加班并不能提高设计水平。建筑师与富士康工厂装配线上的熟练工不同，当他疲劳的时候，大脑就生产不出有创意的好作品。所以，市场规律最终还是要体现出来。

　　地产发展商还有一个常用的茅招，就是搞设计竞赛。邀请几家一流的建筑师公司来参加竞赛，拿到他们的设计方案之后，转手交给设计费较低的二三流公司接着做。结果往往是画虎类犬，把一流的方案修改成二三流的设计。

　　由此可见，难看建筑的出现并非一个简单的艺术问题。经济因素以及市场运作的模式也都在起作用。对地产发展商来说，建筑是一个涉及经济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艺术的问题。

　　这些知识在大学课本上是看不到的。我也是在离开校门后，在社会上碰壁多了才学会放下理想，面对现实。

　　实际上，难看的房子分两种：一种是反映在外貌的表面上，另一种是藏在文化的内涵中。前者比较容易辨认，后者则难以识破，甚至受到市场欢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在内地流行的所谓“欧陆之风”便属于后者。

　　二〇〇〇年，我从香港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学。讲到内地风靡的“欧陆风格”时，我对这种建筑思潮及文化现象提出了批评，并用自己做过的一个项目作为分析的例子。到了提问的时间，一位学生站起来拿着我的矛来刺我的盾：“您既然批评‘欧陆风格’，但为什么您还要设计这样的建筑？”

　　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生会问的问题。我曾在内地上学和工作，很理解他的困惑。倘若没有后来在英国和香港的工作经验，我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超出了美学的层面，涉及到社会的制度。简要地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建筑师的角色和作用是不同的。

　　从理论上讲，因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国家才是真正的雇主、业主和委讬人，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筑师作为“国家干部”，首先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业主是“上帝”，市场是“上帝”。建筑师作为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首先要对业主负责，而且艺术要服从市场。例如，如果业主认为“欧陆风格”在市场上销路好，那么建筑师便会按照业主的意愿去做设计。

　　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地产发展商把“香港模式”引进内地，对转变建筑师的角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实行市场经济多年之后，内地的建筑市场已有很大的变化。不过，它并不是照搬资本主义的“香港模式”，而是混合出一种新的模式。究竟哪种模式能设计出更多的好建筑，现在尚难定论。

　　我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杜绝难看的建筑。这不是悲剧作家的调侃，而是实事求是。据我的观察，一个地方在致富的早期阶段最容易出现难看的建筑。那么，如何减轻难看建筑造成的视觉痛楚？美国建筑大师莱特（F. L. Wright）有一个办法：“医生如果犯了错，他可以用常青藤掩埋主顾。建筑师如果犯了错，他可以让雇主（在建筑上）多种一些常青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