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尸骨未寒，清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白莲教起义爆发了。

　　嘉庆后来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於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

　　这场起义从嘉庆元年（公元一七九六年）一直持续到到嘉庆九年（公元一八○四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郑天挺先生在《清史》中说：“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四百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

　　白莲教起义，是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拐点。

　　但嘉庆不甘心，他要作中兴之主，去重振大清的雄风。他拨乱反正，却不允许别人说破父皇的“过失”。

　　就在和珅“自挂东南枝”这一年，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细数“数十年来，（朝廷）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鉢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士大夫渐不顾廉耻……”，认为朝廷政治之败坏，根源在乾隆时代。嘉庆阅后，大为光火，把洪亮吉发配新疆伊犁，史称“洪亮吉案”。

　　但嘉庆的内心深处，对洪亮吉的观点是认同的。他亲政不久就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表明了他已与父亲的所作所为劃清了界限。他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发下了一道让人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玉石虽贵，但民心更贵。

　　张宏杰写道：节俭也是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嘉庆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嘉庆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於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惟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奈浮侈之事。於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渖阳）去充当苦差。

　　道光皇帝也是一个艰苦樸素的“好皇帝”。他穿的龙袍，是打过补丁的；他用的器皿，也多是旧物。每天早上，他甚至不愿惊动御膳房为他烹製早餐，而是掏出一点散碎银两，交给太监，让他们到东华门外的早市上买一点早点，带回宫内，一份给他，一份给他的母亲。

　　如此勤俭，改不了世界大势。

　　鸦片战争，就在他在任时发生。

　　他的一败涂地，终於化成历史课本上永远抹不掉的耻辱，被一代代的中国人反思。

　　（“天府永藏”之七，标题为编者所加，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