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瑞典中部城市stersund/资料图片

　　我在新闻标题上读到“瑞典模式”这个词时，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中，瑞典竟然一战成名了。谁能想到，这个遥远沉静的北欧国家，在欧洲刚刚成为世界疫情中心时，根本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就连瑞典和英国几乎同时提出“群体免疫论”时，媒体的焦点也只是落在地处欧洲中心的英国身上。

　　瑞典爆发疫情后，我们突然就被孤立了，准确地说，是我们被自觉困在家中了。要知道，瑞典可从来没有出台过什么限制措施。虽然五十人以上的聚会被禁止，七十岁以上老人也一度被禁止出门，但关于你跟几个人出门或是去串门，戴不戴口罩，法律上都不设限。只有那些咳嗽的、有点发热的人，才被建议戴上口罩或尽量待在家里。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小学和幼稚园仍然开放，让家长可以没有顾虑地去上班，只有十六岁以上的人才不必再去学校。

　　全球华人估计都没法接受这样的安排。尽管大家都明白lockdown（封锁）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华人一贯的处世哲学，于是那种“如果得到（被感染），就是命”的逻辑，在病毒肆虐的背景下就显得那么荒诞不经。近来“瑞典模式”却频频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最初被当作异类狠狠质疑和批评，现在媒体口风转向，开始讨论是否应跟随，或者至少是无奈的选择吧。看到这里，瑞典人估计要笑了。连我这个初来乍到者都忍不住笑了。瑞典模式到底有没有效？其实连瑞典人自己都不知道。大概笑点就在于此吧。

　　被困在家后，我在各种新闻和消息中阅读瑞典社会，试图解开心中的一个巨大疑问。为什么？为什么瑞典人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就拿确诊数字来说吧，一月时瑞典只有一例输入病例，那时卫生部十拿九稳地说：这个病它不在这儿。当媒体开始警告意大利北部的社区传播时，大量瑞典人竟然义无反顾地在二月末的春季运动周带上孩子前往阿尔卑斯山区滑雪，政府亦未加阻挠。一周后，他们回来了，而瑞典确诊和死亡数字都开始加速上升。直到三月中旬后，人们才终于意识到这个病毒的厉害，但和其他地方不同，瑞典人只是象征性地抢了一点厕纸而已，口罩从来都不在考虑之列。

　　在重灾区也是人口最多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大型企业一早已把员工送回了家。而那些市中心的小公司，让员工自己选择是否在家办公。公共交通运输量出现断崖式下跌，人们避开了地铁和公交，以私家车、自行车甚至步行取代。当外界批评一个拒绝lockdown的瑞典毫无作为时，部分瑞典人已悄悄跟随了政府的建议，当然，这种行为改变被称为voluntary social distancing，字面理解是“自愿的社会疏离”。

　　瑞典人相信他们的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当瑞典的死亡率在北欧国家中居高不下时，民意不但没有反弹，执政党的支持率竟然上升了。一方面，有批评家痛批瑞典政府是在斯德哥尔摩执行一项老人清除计划，瑞典公共卫生局的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自己也承认，超高的死亡率出乎他们的意料。另一方面，瑞典首相和卫生部，乃至王室，都一直支持Tegnell的“群体免疫”建议。不同时间段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瑞典人支持政府措施，最近一次的调查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政府做法合理。

　　我们的儒家文化对道德和伦理上的规范，无法帮助我们理解瑞典对待生命的态度。但我们却能理解关于平等的共识。历史的又一次相似的画面，提醒我们把镜头推回到一九一八年那场被遗忘的西班牙大流感。许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约十八亿人）曾被感染，上千万人死亡。这场流感给瑞典中部一个偏远小城？stersund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更让这里得到一个绰号：西班牙流感首都（capital of the Spanish flu）。在流感的侵袭下，社会不平等所导致的灾难暴露无遗，让瑞典举国震撼。也就是这场灾难，促发了瑞典的社会改革，关于营养、房屋这些议题都被放上了政治议程，当时连特立独行的政治人物也放下了姿态。一百年后，？stersund已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富裕和平等的地方。

　　历史的教训没有被遗忘，从疫情爆发时，瑞典政府就开始出台一系列保护工薪阶层的措施。或许政府明白，在严重依赖制造业的瑞典，保住工人的饭碗意味着什么。但这个没有lockdown的国家并非毫无作为，在维持社会运作的同时，政府也积极地引导公众保持社交距离。只是成效如何，除了与个人素质有关，也有赖于实践的检验。在这个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度，人民选择了与政府站在一起。他们，无论是政客还是科学家，甚至民众，从没说过瑞典模式一定能成功。相反，他们一直强调“我们不知道”。

　　究竟是我们在冷眼看瑞典，还是瑞典在冷眼看世界？有时候，冷漠和冷静，只一字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