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是无形的手，眷顾着我。当年刚刚二十岁出头的我，从一间顶尖的电影公司转到另一间顶尖的电影公司工作。我在威禾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被老师推荐去跟随徐克导演，后来我在他的主创团队中担任一位小编剧，近距离向徐导演学习和帮助团队收集资料。我就像一个学生听课一样，每天听徐导演讲解创作的窍门。有一次导演还亲自开车，带我们去一所七星级欧陆餐厅吃一顿十多道菜的法国大餐，他说总有一天编剧需要写吃食的文化及礼仪。在车上徐导演夫妇二人不忘谈公事，他们是最佳拍档，遇到不能让我们知道的东西，二人便以法语沟通。

　　徐克导演的作品，从香港电影新浪潮初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曾经在港台及东南亚电影商业市场领风骚，也在电影文化艺术的领域上表现卓越。他的公司名称为“电影工作室”，它有强大的行政支援，就是他的前妻施南生。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电影业广泛应用的关於人事编制的製片模式，乃是施南生首先开创的。

　　公司位於太子港铁站附近一商业大厦某一层，公司不同的部门分别佔据不同的房间，例如行政人员是一起工作的，负责特效的团队另有房间，剪片的房间又在同一层的另一处，编剧组也有开会用的会议室。这裏的文化与威禾不同，成龙大哥的办公室是富丽堂皇的，徐导演这一边是樸实的。虽然这一边有一个编剧组，但是导演坚持不公认我们的存在。从此我们组得到三个字的名称，与一家夜总会同名。导演说这样他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们，别人也不会明白。

　　为什麼要这样做？徐导演说他刚在坊间表示会开拍一部电影，只谈及片名三个字，没多久已经有别的电影公司要开拍了。他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洩漏编剧组内讨论的任何东西。近年导演常驻北京，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最近一次偶然在无綫电视台香港艺术发展奖颁奖典礼中遇上他，他是大会的颁奖嘉宾。我找到机会前去问候，可能当天我面部水肿的原因，他似乎认不出我，但忽然听到那个夜总会的名字，於是导演非常好奇，握着我的手很久没放开，问：“究竟是怎样改变过来的？”最初我以为他说我长胖了，后来明白，他误以为我是从夜总会转行到文化艺术界发展。那天很高兴，我们立刻约起来，当年的编剧组又重聚了。

　　我有一点不明白，当年徐导演为何连续七天不睡觉，仍然虎虎生威。有一天，我们去片场为他庆祝生日，等他过来时，剧组的朋友说，徐导演拍这根会飞的木头已经两天了。李连杰却閒着，坐在布景石梯上看手机。朋友说导演在现场删改我们第七稿的剧本，一页一页地改，然后立刻交给演员。导演过来时，我发现他除了双眼通红之外，没有半点辛劳的痕迹。我在电影工作室的日子都是黑夜，因为编剧组是通宵工作的。对於我，早上要补习赚钱，下午要上课，他们的安排我非常乐意配合。后来不知怎的，我也开始不用睡觉了。毕业之后全情投入电视纪录片及电视广告的拍摄工作，我几乎天天都没怎麼好好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