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知名作家刘克襄写过一本书叫《四分之三的香港》，作为自然、行旅写作的专家，他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亲身走访香港各地郊野山村。正如书名所显示，这四分之三是旅人过客鲜少问津的香港，而大家熟悉的摩天大楼、人来人往的餐厅、商场、街市都在已开发的四分之一的土地上。这四分之三的比例是位列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应该引以为傲的，比如全港达百分之六十七的绿化覆盖率，带来了现代都市少见的生态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意义重大，且这四分之三为那四分之一的营营役役创造了喘息、陶冶、直至重启心灵的宝贵空间。可刘克襄也看到了香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要如何让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三，不再对立？”如何缓解人口激增与建造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

　　以粗暴的方法彻底改变土地分配无疑是行不通的。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会满意高密度，不过我却很欣赏香港在高密度之下的文化氛围与生存哲学。正因为拥挤不堪，各自的所在倍显侷促，人与人之间、窗与窗之间的距离很近，儘管在此密度之下很容易出现摩擦、碰撞，但它却酝酿出了人人自觉遵循、培养的质素：不是把自己完全隔离起来而是学习共存、主动参与环境的建设与讨论；资源的竞争自不可免，但自我保护、自我存在的基础往往是尊重和包容、懂得为他人製造空间。这是香港文化的底色，也是这一寸土寸金之地的哲学。

　　如何更好地为他人製造空间更是建筑领域应当认真思考的命题，也是缓解高密度问题的有效路径。香港运用“交通引导的开发”的策略，令地铁的铺设、商住用地的开发密切配合，不仅为高成本的建设项目配置足够的人流密度，也为人的流动、生活提供方便，相关策略的背后存在一种5D眼光的考量：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sity）、设计（Design）、交通步行距离（ Distance to transit）以及可到达的目的地（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薛求理在《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指出，其实香港很早就开始参考苏格兰的坎伯诺尔德、瑞典的魏林比等城市的做法，所谓高城区隔就是我们今日常说的地铁上盖开发。沙田站的确是一个好例子，地铁上方即是新城市广场，一出商场就可见酒店、大会堂、办公楼、住宅汇聚一堂。而九龙站上层的环球贸易广场楼高一百一十八层，香港站上盖国际金融中心则是全港第二高，儘管类似的高度后来由於保护山峦轮廓等考虑，二○○八年后城市规劃委员会不再批准，但它们的确极力显示了自由上升、空间增多的可能性。这类空间不仅上下连接搭配，在平面上更是四通八达，九龙湾站就是如此，除了商场、平台可自由穿行，周围的人行天桥连接了附近多个居住区和办公区。且屋顶平台供人行、驻车，也分布了商店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获得延展，可利用面积大幅增加。

　　故而看起来香港的建筑群密集非常，可内裏的结构却是相互敞开的，为他者创造空间同时也给自身带来流量。当然，高密度的难题并未就此获得解决，开放空间、为他人创造空间将是香港需要锲而不捨进行下去的恒常实践，也是它最值得欣赏、继承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