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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见/四分之一的香港/苏昕仁

2020-07-28 04:23:56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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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知名作家刘克襄写过一本书叫《四分之三的香港》,作为自然、行旅写作的专家,他花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亲身走访香港各地郊野山村。正如书名所显示,这四分之三是旅人过客鲜少问津的香港,而大家熟悉的摩天大楼、人来人往的餐厅、商场、街市都在已开发的四分之一的土地上。这四分之三的比例是位列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应该引以为傲的,比如全港达百分之六十七的绿化覆盖率,带来了现代都市少见的生态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意义重大,且这四分之三为那四分之一的营营役役创造了喘息、陶冶、直至重启心灵的宝贵空间。可刘克襄也看到了香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要如何让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三,不再对立?”如何缓解人口激增与建造土地资源匮乏的矛盾?

  以粗暴的方法彻底改变土地分配无疑是行不通的。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会满意高密度,不过我却很欣赏香港在高密度之下的文化氛围与生存哲学。正因为拥挤不堪,各自的所在倍显侷促,人与人之间、窗与窗之间的距离很近,儘管在此密度之下很容易出现摩擦、碰撞,但它却酝酿出了人人自觉遵循、培养的质素:不是把自己完全隔离起来而是学习共存、主动参与环境的建设与讨论;资源的竞争自不可免,但自我保护、自我存在的基础往往是尊重和包容、懂得为他人製造空间。这是香港文化的底色,也是这一寸土寸金之地的哲学。

  如何更好地为他人製造空间更是建筑领域应当认真思考的命题,也是缓解高密度问题的有效路径。香港运用“交通引导的开发”的策略,令地铁的铺设、商住用地的开发密切配合,不仅为高成本的建设项目配置足够的人流密度,也为人的流动、生活提供方便,相关策略的背后存在一种5D眼光的考量:密度(Density)、多样性(Diversity)、设计(Design)、交通步行距离( Distance to transit)以及可到达的目的地(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薛求理在《城境:香港建筑1946-2011》指出,其实香港很早就开始参考苏格兰的坎伯诺尔德、瑞典的魏林比等城市的做法,所谓高城区隔就是我们今日常说的地铁上盖开发。沙田站的确是一个好例子,地铁上方即是新城市广场,一出商场就可见酒店、大会堂、办公楼、住宅汇聚一堂。而九龙站上层的环球贸易广场楼高一百一十八层,香港站上盖国际金融中心则是全港第二高,儘管类似的高度后来由於保护山峦轮廓等考虑,二○○八年后城市规劃委员会不再批准,但它们的确极力显示了自由上升、空间增多的可能性。这类空间不仅上下连接搭配,在平面上更是四通八达,九龙湾站就是如此,除了商场、平台可自由穿行,周围的人行天桥连接了附近多个居住区和办公区。且屋顶平台供人行、驻车,也分布了商店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获得延展,可利用面积大幅增加。

  故而看起来香港的建筑群密集非常,可内裏的结构却是相互敞开的,为他者创造空间同时也给自身带来流量。当然,高密度的难题并未就此获得解决,开放空间、为他人创造空间将是香港需要锲而不捨进行下去的恒常实践,也是它最值得欣赏、继承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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